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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梦补记》，如果光是把个人的几段残梦补记出来，于读者何益?只有以梦为议论点引发新颖、广泛的“奇想”，别开生面，以及阐发深刻独特的见解，震聋发愦，才能吸引读者，启动他们的社会思考力。这样的文章才称得上奇崛。
它抒“奇想”，恣肆汪洋，挥洒自如，且又幽默调侃。文章起首便告诉大家： 作者的“奇想或怪想”，是荒唐岁月的特定产物，是在被不正常的社会环境搅得七荤八素时的一种“解脱之道”。因此，爱发“奇想”的实质，从一开始就是摆脱僵化思维、荒诞逻辑的企图，是对反常习见的一种反讽。而且，直到现在，其性质仍然未变。
奇想之一，是发现了“著作史上的空白”——没有一部“梦记”。公开出版的日记，并不少见，但由“作者生前编好”的日记，无甚可读，只有“死后由别人披露的日记”才令人“爱读”。为什么? 联想到不时有人靠发表“日记”，来沽名钓誉的事情，顿时明白：“梦记”的可贵，不正在于其真实吗?
奇想之二，是对老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的怀疑。作者以自己的经验为例，从两方面说明：这句话“只能说有一定的道理，然而都不能当作科学的定义”。首先，“日有所思，夜间未必有所想”，他白天想过要当工程师，也知道皇帝的显赫，但都从来没有在梦里当过。其次，“夜间有所想的，日间也未必有所思”，有自己的梦为证。这些个梦绝对是荒诞不经的，但又是绝对真实的——自己“真正做过的梦”。要把这种梦，硬和“日有所思”联系起来，即使时髦的弗洛依德理论有“九曲十八弯的弯弯绕”本领，也难解释通。中国的“圆梦家”自然可以把任何梦圆得头头是道，但可悲也正在于此，因为“生活就是生活，做梦就是做梦”，如果二者的关系不可分离，那不正成了“人生如梦”，生活就是做梦了吗?
由“圆梦家”的可悲，作者的奇想之三便通向了更为可悲的人，他们“把严肃的政治活动和荒唐的梦中之境直接挂上钩”，以梦来判断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政治立场等。作者假设，自己补记的几段残梦，要是落到了这些人手里，马上会被无限上纲到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反动”上去。曾经亲身经历荒唐岁月的读者，此时会哑然失笑： 那时就是如此荒谬。而青年学生则可能会以为这是一种“黑色幽默”： 那有这样的事! 所以作者要特地说明：“别以为我这是信口开河，胡乱栽派人”，“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甚至连梦都无需知道，就可以凭空给你定罪名。
这以后的“奇想”，实际上已很少“奇”的成份，所“想”的是更贴近现实生活的严肃的问题了。作者觉得梦的命运应该改变了，认为：“社会生活要纳入秩序的轨道，做梦则完全可以自由”，无论做什么梦，都可以，都对生活没有影响。最可怕的是“醒着的时候像做梦一样”搞工作。其后果，要么是人为地制造“一场噩梦”，庸人自忧、自我折腾，要么是想入非非，做自欺欺人的假共产主义的“梦想”。或整人，或空想，作者指出这些“‘左’的思潮的归宿，是要把这一切都拉向梦境”。这“左”的可恶不是很明显吗? 遗憾的是，今天还有“左比右好”的错觉和时尚。所以，作者风趣地引述古义，说明“左”从来不是褒词，而是不折不扣的贬词。文章以一句反问“有什么值得恋恋不舍?”嘎然而止杀了青，留给读者以联想、“奇想”的广阔余地。除了作者已经指出的，生活中还有那些“左”的货色，在必须抛弃之列呢?
作者自称发“奇想”为求“解脱”，但读完全文，发现其“奇想”虽多，却仍然无法从困扰中“解脱”出来，非但没“解脱”，反而更加“介入”了，“介入”进更深长的思索中去。看来，置身在纷纭繁复的社会生活中，“解脱”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渴望“摆脱”，更快更彻底地摆脱掉恶梦般的种种纠缠，使每一个人都能在实事求是、自由自在的空气里生活。以发“奇想”始，以求理想终，这正是文章的高妙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