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领域真个是无限的广阔高远。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 蝇之微，事无论巨细，人不分贵贱，都可以成为描写的对象，都蕴含着深入开掘的价值。《谈校对》在题材的选择上表现出独辟蹊径的出新精神。专门为“校对” 这个微不足道的职业而做的文章，过去似乎还没有见到过。现在拜读了，而且被吸引了，足见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执着坚持的“到处有生活” 的观点并没有错。到处有生活，就到处有文章可做，大可不必万众一心去写“重大”、“伟大”题材。吃亏在于“我们这么多年放弃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勉强去写不熟悉的题材。”(巴金语)黄裳从自己最熟悉，最刻骨铭心的一段生活中选取题材，所以写来真切动人，游刃有余。
文章系有感而发之作。对报刊校对工作的差错有人提出了批评，这无疑是正确的，作者并没有什么异议。他的思路由事及人，想及校对人的艰辛，涌起了“敬意”和“深深的怀念”。就好像闸门由别人打开，奔腾而出的，是自己难以忘怀、郁积于心的情愫，当然要一吐而快了。
作者以校对工作把“我”和“老校对”们联系起来，一同放回那逝去的年代里抒写。回首的，是不堪回首的往事，留下的，是特殊时期的心灵扭曲史。而正因了这痛苦和磨难，才更能映衬出老校对们的辛劳、聪明、正直和善良，打动我们的艺术力量就源于此。
黄裳是一位老报人、著名作家，倘若没有人为的打击，是不可能了解校对工作的。他两次被贬，方有机会亲处低层，有切身体验，也才有了今天《谈校对》这篇情意真切的文字。“二十多年前”他第一次降级至校对组后，体察到，把校对工作“排在最低一档”的“传统”的等级观念是荒谬的。这不仅是因为校对在一旦报纸出错时有“首先被记起查问”的极大风险，还在于“很大一部分差错是由原稿造成的”，代人受过，岂不冤哉?有他亲历的事实为证——“钤”、“铃”之辨是也。其实，校对同志的知识是很渊博的，与他们相比，作家感到自己简直成了“白字大王”; 校对同志是非常聪明的，不但辨识得出各种“名家”手稿，而且能改错，能准确地猜测出“天书”。这第一次不过半年的校对生活，以作者一次偶然疏忽而被罚到“乡下种稻”而告终，但他对校对同志的认识和敬佩，却还刚刚开始。第二次当校对，是浩劫之初，形势更令人惶惶不安，“校对组里危机四伏，不知何时就会出一个不知怎样的‘错’”，“我”终于承受不了这巨大的精神压力，申请去干体力活，而且竟然觉得“摆弄几百公斤的卷筒纸，比起捉住那些比碎米屑还小的密密麻麻的黑字要轻松得多”。他离开了是非之地，老校对们却还在那里，他们的命运，会比“我”更好些吗?当作者自称“我也真正懂得了校对工作的伟大与艰巨”时，实际上还算不上“真正”。只有当终于有一天，一位老校对竟在其签发的一条“戏目广告”中出了“大错误”，被罚来体力劳动与“我”相见时，这“伟大”与“艰巨”的涵义才被真正揭示：“伟大”在于随时可能蒙难，“艰巨”在于难以解脱的心理紧张。你看，校对同志虽然渊博、聪明、认真，却总是以“错误” 结束工作，不可敬兼可怜吗?
文章是夹叙夹议写成的。叙述时，不紧不慢，有条不紊;议论时，也不声色俱厉地猛烈谴责那些连读者都深恶痛绝的现象，因此文章的风格显得平和冲淡、轻松潇洒，主题含而不露。表面上，作者通过自己的体验，赞美了校对们的辛劳和不易，但这并非主题。《谈校对》以小见大，借我和校对们的命运，鞭笞那荒谬的、不公平的岁月，揭露那扭曲人的现实和压迫人、伤害人的行径，才是主旨所在。正如“大智若愚”一样，此文大愤若平、大怒不冲，决不是健忘所致，而是作者“曾经沧海”锤炼出的旷达乐观人生态度的表现，使文章具有更高的境界。同时，这样写也是留有联想余地，以勾起读者深思以自明事理的巧妙艺术处理。不是吗?当读到最后一句“哈哈地笑起来”时，那尴尬，那悲愤，谁都可以品味出。“欲哭无泪”，其悲更甚啊!
(金志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