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郁达夫的一篇散文名作，表面上该文是记叙他于1931年暮春游览富春江上严子陵钓台的经过，实质上是借此发泄他对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当时郁达夫的心情很不好，一直处于悲愤之中，这是因为他个人几年来遭遇到一连串的不如意事件：先是1927年8月，因人事纠纷无法解决，他终于退出了曾参与首创的创造社;1930年1月，由于他发起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以“堕落文人”的名义被通缉，以致被迫居家数月，未敢外出;1930年11月，又因他曾致函左联负责人，表示今后不能经常参加“左联”的会议和活动，被11月16日举行的“左联”第四次全体大会，以“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的名义，当场被表决开除出“左联”;到了1931年春天，更因为他曾积极奔走营救于1月17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的左联五烈士李求实、柔石、胡也频、冯铿与殷夫，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不得不离沪去杭州、富阳等地去避难，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一九三一，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在作者回到故乡后，就自然想起了汉代大儒严子陵来，于是决心去钓台寻访严子陵的遗迹。之所以要寻访严子陵的钓台而不到别处去游山玩水，这和郁达夫当时憎恨社会投机、逢迎拍马，向往高风亮节人物的心理是相联系的，是想借凭吊古人来消除心中的块垒。
正是由于有着这样个人遭遇的背景，笼罩着本文的始终是一种悲愤而又无奈的复杂情绪。这种情绪往往在触及有关景物时就会自然地流露出来，例如在鱼梁渡头，“时间似乎已经入了酉时的下刻，小市里的群动，这时候都已经静息，自从渡口的那位少妇，在微茫的夜色里，藏去了她那张白团团的面影之后，我独立在江边，不知不觉心里头却兀自感到了一种他乡日暮的悲哀”。这种“他乡日暮”的情怀，正是作者当时悲凉心境的写照。又如在叙述桐君山上桐君观前的秀美风景时，作者不禁感慨道：“真也难怪得严子陵，难怪得戴征士，倘使我若能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以养天年，那还要什么的高官厚禄，还要什么的浮名虚誉哩?”其实，这时的郁达夫才三十六岁，正是所谓风华正茂的壮年，竟然发出了“结屋读书，以养天年”的感叹，可见其胸中的郁闷是何等的深沉了。这种情绪，在到达严子陵祠堂，见到壁上题有许多过路高官的俗而不雅的诗句以后，可以说是达到了高潮，竟然面对着满清遗老，只知崇古、不善处今的乡贤夏灵峰先生的遗墨，称赞起他的风骨来了：“比较起现在的那些官迷的南满尚书和东洋宦婢来，他的经术言行，姑且不必去论它，就是以骨头来称称，我想也要比什么罗三郎郑太郎辈，重到好几百倍。”这种激愤的心情，对“九·一八”事变后投敌附逆的无耻文人，如罗三郎(罗振玉)郑太郎(郑孝胥)等人的抨击，简直到了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地步了。至此他还意犹未尽，为了进一步发泄他的不满，他“堆起了几张桌椅，借得了一枝破笔”，于是在“高墙上在夏灵峰先生的脚后放上了一个陈屁，就是在船舱的梦里，也曾微吟过的那一首歪诗”。
这首七律是本文的点睛之作，也是作者对当时现状不满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一首留传至今的脍炙人口的名作。
这首诗原作于1931年1月25日，本来的题目较长，是《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饮者久之。或问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耶，因而有作》，单从这个题目就可以看出作者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造成的现状的不满了。从诗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是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诗的前四句，主要是写拒绝友人的邀请为官和个人的遭遇，尤其是颈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因为涉及与王映霞的新婚，作者踌躇满志，曾经手书此联赠人，因而广为流传。至于诗的后四句，则是对时事对人事，都有非常明白的指责：“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指的是蒋介石在东南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攫取了政权，而以共产党为首的革命志士仍在不懈地与之斗争;最后两句则是无比的沉痛与悲愤，“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说的是面对丑恶的现实，忧国忧民之士徒然悲歌痛哭，于事又无补，而当年那些所谓的“义士”，现在则纷纷向反动统治者献计献策，卖身投靠，以求得一官半职。这真是欲哭无泪的沉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