髯公近日作诗否?若不作诗，何以遣此寂寞日子?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弈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更说甚么铁床铜柱刀山剑树也!大抵世上无难为的事，只胡乱做将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如子髯之才，天下事何不可为?只怕慎重太过，不肯拼着便做。勉之哉!毋负知己相成之意可也。
(《袁宏道集笺注》)
注释①李子髯——名学元，字元善，号子髯。公安人。宏道妻弟。少与“三袁”为“六人社”，喜好作诗。神宗万历二十八年举人。有《矜情录》。
赏析中郎与子髯是至亲、密友，故其书信都能敞开心扉，直言无忌。所以信一开头就直接提问“近日作诗否?”不过，虽说是知己之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着意于修饰，但也有思路可寻，中心意思还是明白无误的。这作诗与否与怎样作诗，就是这封信要和好友探讨的问题，信也由此自然地分为两个层次：
先看第一个层次，关于是否应该作诗的问题。中郎先以假设否定疑问句式提出“若不作诗，何以遣此寂寞日子?”看来问题严重，若不作诗，日子就过得寂寞，了无生气，且难以打发。但是，紧接下去中郎并不直接说作诗的事，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题目：“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这里所说的“寄”，就是寄托，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希望都全身心地投放到某件事情上，所以，中郎以为无论是以下棋为寄，以好色为寄，以技艺为寄，以作文为寄，所寄者不分高下、贵贱、好坏，只要精神有所寄托，就获得了快乐的源泉。这和中郎一贯崇尚个性的思想是一致的，只要和自己的性情相近，以什么为寄都好。因而进一步提出“古之达人”之所以“高人一层”，也全在其“情有所寄”，为的是“不肯浮泛虚度光景”。信写到这里，中郎意犹未尽，又从反面提出“无寄之人”的种种痛苦：“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最后简直就是生活在“一座活地狱”里上“铁床铜柱刀山剑树”!这一反一正两相对照的述说，中郎真把“人情必有所寄”的重要性说得明白透彻了。那么他的好友该以什么为寄呢!中郎并未明说，但意思是很清楚的，当然就是信一开头就提出的以作诗为寄了。那么，为什么中郎要把作诗这件事说得如此重大，提得这样高呢?中郎没有具体说，我们倒是应该弄明白的。我体会这里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
一是由于中郎把作诗实是看成一种战斗。他对当时垄断文坛、甚嚣尘上、以“剿袭模拟、影响步趋”为能事之复古派文风深恶而痛绝之，和他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口号针锋相对，他高高举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写性、写情的文学大旗，要力纠文坛时弊、横扫复古歪风。他当然希望自己的挚友能成为得力的战友，所以才把是不是作诗说得如此重大，以为朋友鼓劲、为朋友提神。
二是和作诗这样有意义、有价值的事相较，乃是不得已而为官。中郎任吴县县令仅一年多，就七次上书，先是“乞休归田”，不准，则求“改授教职”。据他的亲身体验，深恨“作令备极丑态”，以为“人间恶趣，令一身尽矣”!所以他深恐知己沉溺于官场俗务，因而鼓励他要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作诗上。因为这是他们常说的话题，故不用明说，双方自能心领神会。
信的第二层意思是怎样作诗。中郎把作诗的意义说得如此重大，但如何作却又这样简单：“只胡乱做将去，自有水到渠成之日。”何谓“胡乱做将去”?真是胡说乱道一通么?不!这乃是中郎倡导的创作原则通俗的、随意的说法，其意就是他在给子髯的另一封信里所说的“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其中心就是要写自己的真性情，何人而无真性情?自己写自己有何难哉!所以中郎劝子髯不用“慎重太过”，不要左顾右盼，看着前人大家的样子学步，只要像他经常说的和“闾阎妇人孺子”唱《劈破玉》、《打草竿》一类民歌一样，只是“任性而发”能表露人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就是真诗，只要按着自己的性情“拼着便做”，成功之日指日可待。所以最后还叮嘱好友“毋负知己相成之意可也”。
这封短简既言简意赅，说理清楚，又情真意切，没有客套，不愧是友人书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