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语言的“陌生化”(又译作“奇异化”)。他认为，诗歌史其实就是诗歌语言不断陌生化的历史。语言的陌生化的好处在于它提供给读者新鲜的感觉，于是翻新出奇的审美感受也就寓于其中了。本篇的篇名“口中剿匪记”，就绝对是语词的新鲜的组合，是陌生化的比喻。作者将“口中”与“剿匪”这两个词硬性搭配在一起，按西方的诗歌修辞学术语来说，就是“暴力性嵌合”。虽然读者对这两个词分别很熟悉、很理解，但对这陌生的词语组合的意义却不甚了然，于是就急于想弄明白它的完整的意思，产生了阅读的兴趣与接受的期待。还有一个“记”字，它的意思是在暗示“故事”，这就更加强了读者的阅读欲望了。
文章的第一句话就点了题：“口中剿匪，就是把牙齿拔光”。原来“剿匪”是个比喻，“匪”就是“病牙”，“剿匪”就是“拔牙”，“剿匪记”就是拔牙的经历。这比喻是新奇、独特的，但作者是否有点“小题大作”呢?对病牙的痛恨是否能与对土匪的厌憎等量齐观呢?读者可能产生类似的疑问。作者针对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的策略是：干脆“小题大作”到底，彻底地把病牙/土匪的比喻扩大化。于是病牙成了官匪、贪官污吏的比喻，人的身体成了社会、人民的比喻，拔牙成了治疗社会弊病的政治性比喻，拔牙治病的正当性成为改革社会与根治劣政的合法性理由。
作者的叙事策略是“以小喻大”，用人人皆知的日常生活的小道理喻指一般老百姓并不十分明了的政治的大道理，从而收到深入浅出、说服力强的效果。从议论文的角度说，作者运用的是类比推理，即病牙要除，贪官污吏就像病牙，所以贪官污吏必须“拔除”。这样的观点，老百姓容易明白，容易感同身受，也易于心悦诚服地接受。这就是比喻的力量。一个好的比喻有时胜过反复、严密的逻辑论证。
一个较为复杂的比喻也是有逻辑的。当作者将“我身体”比喻为社会有机体与全体人民时，便有了好牙、病牙、拔牙、装牙的过程，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比喻意义即好官、贪官、惩官、换官的社会变动和政治理想的描述。其核心是关系比喻，即用“身体”与“牙”喻指“社会”(人民)与“官吏”(政治)。牙是为身体服务的，因此官吏也应为人民造福;病牙是身体一部分的变坏，贪官污吏也是社会机体的异化，必须医治。这样一来，作者谈的是治牙病，影射的却是当时的政治。本篇写于1947年冬，国民党统治区内政治腐败，贪官盛行，像丰子恺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不平则鸣”了。他把自己的十七颗病牙，比作贪官污吏，“一味对我贼害，使我奇痒，使我大痛，使我不能吸烟，使我不得喝酒，使我不能作画，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说话，使我不得安眠”。一连八个排句，义愤之情溢于言表。或许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不得生存。这也是当时老百姓生存状态与心境的一种写照。
丰子恺以比喻的方法言政，也是当时言论控制下可行的策略。他谈治牙的详细经历与感受，似乎是身边琐事，偶感而发，从而增加了一定的安全系数。但其影射意味，读者们心知肚明。最后指出一点，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也就是说，比喻都有不恰当的引申的一面。比如，作者把医生给他装上的一口新牙，比喻成好官，“个个方正，个个干练，个个为国效劳，为民服务”，但我们知道，这只是一副“假牙”而已，它的功能是抵不上真的好牙齿的。因此以假牙喻好官是有缺陷的，这就是所谓“蹩脚”。
朱晓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