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率痛快的骂人,原是要有特权的人才能骂的。从前有一种皇恩钦赐的木铎老人,穿起黄袍,拿着板子,日日在农村或市镇上闲行,只教遇见有不孝的乡党子弟,他就可以仗了皇帝的势力,任意打你骂你,或竟拖你上就近的衙门里去处你以死罪。现在朝代换了,一批新的皇恩钦赐的木铎少年,却应天运而生,揭笔杆而起,来演起这把戏来了。
木铎少年,自然要比木铎老人强得多。老人们穿的那件有皇恩钦赐四字写着的黄麻外套,少年们当然不屑穿了 ,说不定他们还会和叛逆子弟一样地穿上一套摩登的洋服。这么一来,第一他们就可以避去为主公做忠实走狗的嫌疑,而装作光明正大得同武都头一样的一条英雄好汉。他们可以在金銮殿上放屁,可以在众人头上撒尿。但乡党的叛徒子弟若见了他们而捏一捏鼻,则他们就会忘记了自身的恶臭,而大声的骂你是鬼鬼祟祟,十足下流,不敢掀开鼻子和他们较量。
他们还能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向主公讽示以如何来处置叛逆,说: “某某,某某,不是那么被做了的么? 你为什么不步此后尘呢?”他们更会借了光明正大的招牌,公然的来通风报信,说: “某某就是某某的化名,住在什么地方。”
记得《左传》里有一段叫作蹇叔哭师。秦穆公不听蹇叔之谏而出师,蹇叔因自己的儿子也在一道,所以哭而送之曰: “晋人御师必于淆,淆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吾收尔骨焉。”当时讲这一段书的塾师对我们说: “蹇叔这老头儿真利害,他在哭声里,就告诉了他的儿子以地理和战略了,这文章真写得多么婉曲! ”我觉得现代的那些木铎少年们,却都有蹇叔那么的本领。
(1933年4月15日《申报·自由谈》)
赏析 30年代的旧中国,缇绮遍地,文网密布。国民党政府不仅用暴力手段摧残、蹂躏进步文艺运动,压迫、屠戮革命作家,而且培植和豢养了一批御用文人,充当他们的鹰犬,以救其暴力手段之穷。郁达夫的《说木铎少年》便是掷向这些御用文人的一支投枪,它以犀利的笔锋撕开了这些文坛丑类的鬼脸。
文章用的是讽喻对比的方法,以木铎少年喻示国民党御用文人,通过对比剥示它的本相。文中的对比有两重,一重是木铎老人和木铎少年的对比,即文章第一、二两段所写。在这一重对比中,作者首先揭示了木铎少年和木铎老人的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倚势凌人: “直率痛快的骂人,原是要有特权的人才能骂的”。先前的木铎老人仰仗的是“皇恩钦赐”,而今“应天运而生,揭笔杆而起”的木铎少年,仰仗的则是国民党新主子。这里作者明确揭示出那些御用文人敢于对革命和进步作家唁唁狂吠的原因。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无论如何木铎少年也不可能象木铎老人那样无所顾忌了。但这也促使他们动了点心思,学乖巧了点,那便是惯于伪装。他们已不再直接打出“皇恩钦赐”的招牌,公开亮明自己的身分,而是“和叛逆子弟一样地穿上一套摩登的洋服”。这样一面可掩护自己为主子所豢养的本来面目,免去“走狗”的嫌疑;一面可摆出一副英雄好汉架势,骑在人头上撒尿,反而骂你是卑怯下流,这就不仅是横暴而且是无赖了。这一层写出了御用文人们的新特点。
文章的第二重对比是木铎少年和蹇叔的对比,揭露的是御用文人如何为主子效劳的卑鄙伎俩。他们一面伪装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向主子献治安策,为主子“处置叛逆”提供咨询服务;一面为主子嗅出“匪类”,借助他们的文人身分,摇动笔杆子,向主子通风报信,而自己又不落血腥气。这一点颇有“蹇叔哭师”的味道。蹇师能在哭声里“告诉了他的儿子以地理和战略”,而这些现代的木铎少年也能在堂而皇之的文字中暗示给主子如何行事,手段策略何其狡猾卑劣。
读郁达夫的小说容易体味到情意的缠绵,读他的散文可以感受到文字的清丽。然而郁达夫不止有缠绵、清丽的一面,还有峭拔峻切的一面,这《说木铎少年》便显示了作者的后一面。字里行间充满作者对国民党御用文人的鄙弃和轻蔑。当然,本文仍留有作者的一贯风格,笔法、文字潇洒灵动,联想丰富,比喻精当,今而古,古而今,等闲之间便活画出了那些文人凶暴卑劣而又阴险狡诈的嘴脸,可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