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大腿和小腿相连关节之前部,是为膝盖。它的功能,我想主要在调节腿的弯曲运动,以便行走。没有膝盖,人走起路来就象踩高跷了。当然也只是相对地“象”,因为踩高跷倘若任何部分都没有弯曲,也“踩”不成。
可是,也有不认为膝盖功能主要在这个的。十来年前我粗读了《官场现形记》,许多东西都忘了,有个细节却还留有印象,就是在中国旧官场上有个关于膝盖功能的说法:人生了膝盖是干什么的?答曰: 为了下跪、磕头。
真是稀奇到不可思议。
在书的另一处,我还真看到一点旁证:一次,洋人见慈禧,昂然不跪,有人就在老佛爷耳边解释:洋人没有膝盖,腿是直的,所以不会下跪、磕头。
说洋人没有膝盖,当然是胡言。但从另一个地方,我又得到了关于洋人下跪、磕头问题的资料。有一回我看到一本英文书上有一个很陌生的词kowtow,百思不得其解。查找一般常用英汉词书,无此词;后来查找香港版《远东英汉大辞典》,有了,一时欣喜若狂。先看音标,发音近似乎“靠套”。再看解释:磕头。再往下看,有个括号小注,赫然印着: 系中文之译音。呵!原来此为英美国家从中国进口的,他们原本是确乎没有 “磕头”一词的。一下子,我之 “欣喜若狂” 变为 “感慨系之” 了。
说洋人的膝盖从不用来做“跪” 的动作,当然不是事实。在英文里 “膝盖”是knee,“跪”是kneel,说明有之;我们都多少看过几部外国影片,人们在教堂里跪着的镜头并不少见。
说中国人长了膝盖就是用来“下跪”、“磕头”,那也不是事实。莫道新时代,就是古时候,也颇有些英雄豪杰,在象征权威的人物面前,也是“长揖不拜”,两手抱拳高拱,身子略弯,如此足矣,下跪、磕头,那不来!
生活中真要让一个人在人面前下跪,那污辱是不可忍受的。然而,事情到了精神的范畴,却又变得似乎不那么不可忍受了,有时竟至自觉地跪着。
比如,遇事首先想到己不如人,人比我强,而不去想我能干些什么,实质就是一种精神上的 “跪”。一个人原本同别人一样高,或者差一点并不很悬殊,有时甚至是略高于别人,但就因为自己膝盖弯曲,“跪” 在那儿,于是看别人便必须仰起头,不管怎么看也是别人高得很,自己则低得可怜。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能高瞻远瞩,于是苦恼、焦躁以至泄气,其实冷静一想,原来自己是“跪” 着的,两脚站立,登高一看,看到了,无限风光,尽收眼底。
这几年,闭关锁国那一套是打破了,但发达的西方国家“没有 ‘磕头’ 一词”这一层似乎尚未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也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没有注意。深圳和别的特区就已经刮进点 “没有 ‘磕头’ ” 的洋风,于是,进取心大发扬,活泼泼地干事业,实在令人兴奋。
膝盖之主要功能就在于更好地行走,那么,挺起你的胸膛,迈开你的双脚,开步走吧!
( 1986年2月《解放日报》)
赏析 由膝盖而谈国民性问题,并非本文作者的独创。早在30年代,鲁迅就中国人的膝盖曾说过这样的话: “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这是对中国人的极易逆来顺受的萎缩性人格的一种绝妙嘲讽。而在一篇文章中完全就膝盖的功能加以论述,并力图从中引发出更多的发人深思的东西,应当说,确是储瑞耕同志的独特之处和这篇文章有别于前人的地方。
膝盖的功能有多大?这是本文旨在论述的一个重点。膝盖对于中国人显得如此重要,它负载的外在含义如此之多,以至于洋人无法用自己的knee与它同等对译,而不得不另造一个蹩脚的kowtow来表示对它的看重,这不正从反面说明了我们的膝盖的重要意义吗?应当说,本文的开头奇崛不凡,匠心独具。中西比较的角度将膝盖一词的独特性清晰映出,也应验了膝盖在外国人同时也是在中国人眼中“稀奇到不可思议”的那句话。那么,既然膝盖已超越了一个一般存在物的位置而成为我们的“国粹”,它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国民性的思索是什么呢?那就是由具体形态上的下跪向精神上下跪的滑落。前者在新社会中似已不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也已消失。事实上,几千年来做稳了奴隶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历史交替演变,早已将下跪这一外在动作转化为一种奴性心理、萎缩性人格和精神上的卑躬屈膝,这种精神萎缩现象依然在中国国民中延宕。本文即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这种精神畸形的存在,并在对历史和中西语意比照的强烈反讽中加以揶揄、批判,收到了以小见大,出奇制胜的效果。读后不禁使人感到改造国民性这一鲁迅所极力倡导的“第一要著”的艰巨性。
要改造就要有创新,本文作者正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发出了对于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开拓性精神的热切呼唤。这不但使文章的意义更深了一步,同时也使文章既有反讽,又有立论,显得开阖自如。
作者是不是从鲁迅先生的论述中获得启示而选取了“膝盖”这一极易映现中国国民性格的触发物,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又从文章中分明感受到了鲁迅先生思想脉液的流动,感受到了作者投射到文章中的那种新的向上的时代精神,这是弥足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