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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先生逝世后，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一位新华社记者找到我，希望我用最少的语言概括沈先生的一生。在那种场合下，不暇深思，我只说了两点。一是：沈先生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二是：他是我所认识的真正甘于淡泊的作家，这种淡泊不仅是一种人的品德，而且是一种人的境界。我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一篇悼念沈先生的文章，题目是《一个爱国的作家》。我在几篇文章里都提到沈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有熟悉沈先生的为人的同志，说这是对沈先生最起码的评价。但是就是这样最起码的评价，也不是至今对沈先生持有偏见的某些现代文学史家、评论家所能接受的。
沈先生的爱国主义，我以为，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祖国文化的热爱，这有他的有关文物的著作为证;一是对故乡的热爱，这有他的许许多多小说散文为证。沈先生写得最多，也写得最好的作品，是以沅水为背景的。一个人如此不疲倦地表现自己的家乡，实在少见。高尔基的伏尔加河，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都不像沈从文的沅水那样魂萦梦绕。《湘西》就是一本有关沅水流域的极其独特的书。
有一个时期，不知是一些什么人，把沈从文和“与抗战无关论”拉在了一起，这真是一件怪事! 沈先生的《湘西》写于抗日战争初期。他在 《题记》 中明明白白地提出：“民族兴衰，事在人为”，他正是从民族兴衰角度出发，希望湘西人以及全国人有所作为而写这本书的。他说： “我这本小书所写到的各方面现象，和各种问题，虽极琐细平凡，在一个有心人看来，说不定还有一点意义，值得深思!” 这样的创作思想是极其入世，极其现实的，怎么能说是“与抗战无关”呢? 抗战初期，全国人民都在一种高昂兴奋的情绪中。沈先生这本《湘西》也贯串了一种兴奋情绪，这篇《常德的船》也如此。
说《湘西》是一本极其独特的书，是因为它几乎无法归类。这本书把社会调查、风土志、游记、散文、小说糅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新的文体。同样的书，似乎还没有见过。
《常德的船》，这样的题目真是难于措手。似乎用一张大纸，绘制一个“常德船舶一览表”，注明各类船只的形状、特点、用途，也可以了。沈先生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各类船只依次罗列，如数家珍，只几笔，就钩画出这些船只的不同“性格”，这就不是任何一览表所能达到的效果了。能把本来应该是枯燥的事说得很生动，是作家的本领。《湘西》里有不少题目看起来都是枯燥的，如《沅陵的人》、《辰溪的煤》，但是都很能引人入胜。这里，作者所取的态度、角度，以及叙述的语调，是起决定作用的。《常德的船》写了船，也写了人，写了船户。“这个码头真正值得注意令人惊奇处，实在也无过于船户和他所操纵的水上工具了。要认识湘西，不能不对他们先有一种认识。要欣赏湘西地方民族特殊性，船户是最有价值材料之一种。” 《常德的船》所以能产生强烈的感情力量，是由于作者对人的同情，对人的关心。
作者是本地人，十四岁后在沅水流域上下千里各个地方大约住过六七年，既有浓厚的乡情，又对生活非常熟悉，下笔游刃有余，毫不捉襟见肘，其感人艺术效果，当然不是开几个调查会，口问手写，现趸现卖，率尔操觚所赶制出来的“报告文学”所可比拟。
常德的船户之中也有“辰溪船”，弄船人那样“因闲而懒，精神多显得萎靡不振”的，但给人总的印象是忙碌紧张，生气勃勃。这种“生气”，也可说是抗战初期的“民气”，虽然常德暂时离战地还比较远，船户中也并没有涉及抗战的谈话。
《常德的船》除船户之外也提到当地的一些名人，如丁玲、戴修瓒、余嘉锡，特别是麻阳人塑像师张秋潭。沈先生写家乡的散文，总不忘提及当地杰出的人物，这是中国修志的一个传统，一个好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