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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春节，历来被中国人视为春天的开端而隆重庆祝着。在它到来的前夕，即使天色尚未放明，即使雪花飘飞，人们心中对春的憧憬仍然一触即发。作家苏叔阳正是情由景生而神游于春的梦幻世界的。闪亮的雪花，并无现实意义上的暖意，作者以人生经历的体验去感受它，就觉得其“每一片都是一个温馨的梦”，它使瑟缩的树枝梦见了新绿，使裸露的街道梦见了浓荫，概言之，使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它是超现实的，却又是很现实地引动作者“在梦中焦渴地呼唤着春天”。
但是，作者对春天的期待，固然一往情深，却不幼稚简单。两个设问句，指出了春天的两点不尽如人意之处： 短促和寒冷，这既抓住了特点，也说明作者对北国春天的了解、认识，是比较全面的。然而，春天终究是希望之光，它再短促，也仍然能赋予世界以“生命最基本的色素：绿色”和“滚烫的血液的火焰”：红色。世界正赖以存在;再寒冷，也仍然召唤人们、鼓舞人们挺过那风沙。
接着，作者“暗渡陈仓”，悄悄地偷换了“春天”这个概念，以原来内涵的自然属性，变成了社会人生属性。“因为有了对春天的渴慕，对春天的梦想，我忍耐住了许多许多寒冷”，这一变换，在逻辑学上是不允许的，但在文学上，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艺术手段，它巧妙地将自然和社会编织交溶起来，产生一种虚实相生、浮想联翩的艺术魅力。
是在什么样的生活“寒冬”中做春天的梦呢? 除了“1949年的春天”外，其余二次作者都写得很含蓄，没有明示。但从“过了二十年以后”和“人们哭诉一个巨人的长睡”的“又是一个春天”，稍微了解一些当代中国历史的读者，都不难理解。三个生活断片各有其发生的时代背景。第一个冬天，自然界冷得十分酷烈，心灵上也冷到连只有十岁的孩童也叹息“人生如梦”! 值得庆幸的是“春风吹开了故都的城门，也朗清了我心灵上的迷雾”。祖国解放的春风吹来了以后，“春天与希望同在”的真理牢固地驻扎在作者心头。所以，1969年“文革”浩劫期间的春天，冷到“红高粱面糊糊”也带着“冰碴”，作者又身陷被改造的困境，仍然在善良农民的关怀下做了春天的梦，并靠它“熬过了对灵魂的践踏”。第三个记忆，显然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逝世的那个春天，他的离去，“仿佛”带走了人们心里“对春天的可怜的梦幻”。三个回忆，渐次展开，希望的成分似乎逐步削弱，但这却正是作者“欲进先退”的艺术处理。不是吗? 刚走近失望的边缘，又马上回来：“春天毕竟来了，虽然迟了，虽然挟着风沙”，虽然还有寒气。春天的梦，毕竟没有辜负人们对它的期望和信任，它总是会来的，其不可逆转之势反而得到了强化。
“地球上不能没有春天，人生里不能没有梦”这警句式的概括，点出了梦幻和春天的内在联系，也道出了作者热爱春天的根由。所以他不愿“苛求春天”，它脱胎于冬天，自然有母体的印痕，比如有风沙相随，比如会乍暖还寒，但是，它毕竟是独立的有个性的根本不同于母亲的女儿，“她有长长的未来”。退一万步说，即使她有种种弱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必得爱这个春天”，因为“我生长在这儿”，与生俱来的血缘感情，就是如此难以说清而又牢不可破。
文章快结束了，作者没有忘记照应开头出现的雪花，似乎为雪花何以会使他进入春天的梦境作一注解：“晶莹的雪花，正在为春天铺下襁褓，阵阵的鞭炮正在为春天催生”，又一次写到“我在梦中焦渴地呼唤着春天”，首尾呼应，圆了春天的梦。情绪的回流，激起了新的浪花：“愿意献出我的生命。”
文章的情感，自恬静如诗始，以高亢似歌终，中间经过层层叙写，升华自然，而有层次。“春天”一身兼有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使描写它的文字都具有“双关”效应，耐人寻味。巧妙贴切的比喻和拟人，使春天的诸般风貌皆获展露。这一切，使《春天的梦》给予读者的，是希望的感染和冷静的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