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黑锅塌”是用地瓜干面做的。那“家伙”一冷就变得硬硬的，咬都咬不动。荒年就亏了它。
贴在锅壁上的地瓜干稀糊总是往下坠，坠多了就塌下来。做好的锅塌往往是上薄下厚，黑粗粗的，故称“黑锅塌”。今天有的地方也称“黑锅贴”或“锅贴”。
上一年级了，学校在别的村上。那时，家家中午都不做饭，每天只吃两顿。早上母亲给每人带上一块这难缠的“家伙”，好中午打发一下饥肠辘辘的肚子。
班里有个同学背着带五角星的黄书包，头戴红军八角帽，脚穿黄球鞋，挺神气的。每天吃的都是白里带黄的锅塌。一咬朝下掉白渣，那味道真香，很馋人。我经常盯着他看，感到很奇怪。在那饥不择食的年代，只要有东西能够填饱肚子，也就不再去想班里的那位同学了。放学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忙着搬凳子，找杆子，把挂在屋梁上的小筐够下来，摸出一块黑锅塌。拼命地啃咬。
天天吃那东西，没有什么营养。人长得又黑又瘦，但挺有精神的。夏天挎着篮子，南湖到北湖捞鱼摸虾捉蚂蚱，冬天穿着前后露出灰棉絮的破棉袄，庄南到庄北，草堆到猪圈，扮着八路军游击队捉迷藏。虽然嘴里啃着个黑锅塌，但童年的生活过得也还挺快乐，并没有感到什么。
直到有一天，母亲上街赶集卖方瓜，带回一块烤牌，给我们兄妹七个人每人分上有手指大小的一小溜。那味道扑鼻地香。拿在手里端详来、端详去，好半天没舍得吃完。从那以后，再吃那黑锅塌，就再也吃不出以前的味道了。那白里透着黄、黄里透着白、香喷喷的烤牌，便经常同荡在我的眼前，做梦都在流口水。
也正因为那一点点的烤牌，让我知道班里那位同学的锅塌是怎么回事了。
后来听大人说，他的父亲在公社的粮管所看仓库，是公家人。吃公家口粮。大包干那年，家里分了十五亩地，收的小麦交完国家的公粮，还剩下二十多蛇皮袋，把不大的堂屋外间堆得满满当当，第一次看到家里面有那么多的粮食。从此，再也不吃两顿饭了，再也不吃那硬梆梆黑乎乎的锅塌了。每天吃的都是用碱发酵的起面锅塌。再后来就是白面馍头，那白馍头，白白的，圆圆的，手指一压又弹了起来，吃的连做梦都在发笑。黑锅塌渐渐地在我的脑海中变得模糊起来。
前段时间，路过洪泽湖朱坝的小鱼锅贴城，听说那里用土办法烧的土菜，做得非常地道。阎维文、宋祖英等名家都去过那里。大家都想去品尝品尝。一位热情的小老板，几乎用半拉半拽的邀请，把我们导引到了一家门向东的小店。店虽然不大，但里面的人却很多。墙上挂满了各地游人的照片，不乏各级领导的现场指导，各类艺术家的现场赞赏。
所谓洪泽湖的小鱼其实并不纯，鱼也不是小鱼，许多是来自我们这里的海陵湖、塔山湖，还有蔷薇河的刀鱼，换上洪泽湖的标签，鱼就成了“名鱼”。烧的味道，并非如广告词说的那样，让人口水横流、垂涎欲滴。也许是客人太多，烧煮的时间来不及的缘故吧，并未达到鲜、香、嫩，说白了，还比不上海陵湖边上的渔民用土锅、干柴烧的有味道。当然大家并不在乎这些，主心骨还是在锅塌上。不过这里的人们已经不再称为锅塌了，而是叫它锅贴，其原因，厨师们不是把和好的稀糊摊在锅壁上，让它自由往下塌，而是贴在锅边上，很薄很薄的一层，像个“贴”子。
服务员送上三份锅塌（我在这里还是称它锅塌）让大家挑选。一份是白面做的，一份是玉米做的，一份是以地瓜面为主的黑粗粗的锅塌。每人捏了有瓜子瓣大小，放在嘴里尝了尝，眼睛像放了光似的落在那份黑锅塌上。其实那两份锅塌并不比它差。只不过是受到了旁边桌上的影响罢了。
说黑，其实并不准确，只是有点像没有去皮的荞麦面，而不像三十年前的地瓜干锅塌，又黑、又厚、又硬。它不仅薄而且又香、又脆、又酥，一块块大小不等的锅塌，薄的能从这边看到那边。那个大个子，捧着好大的一块一句话没有，低着头，带着笑，就像托着半张折叠的报纸，在聚精会神地品尝一篇连载小说，从一边，一寸一寸、-口-口地往嘴里续。
那锅贴上了一盘空一盘，空一盘再上一盘。吃得大家津津有味，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还是女同胞做事细心，临走时，每人又多买了两份，说要带回家让儿子也尝尝鲜。那两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摸着个嘴，腆着个肚子，打着饱嗝，平挪着双腿，边走边回头打量着那家小店。
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日子，就是当年人间的万岁皇上、天上的千古大帝也没有享过。但我们决不能忘记那个令人寒酸、吃黑锅塌的苦涩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