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散，中医称解表、宣泄。“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受寒、中暑高烧不退，汗出后爽然而愈。酷暑久旱，大雨滂沱后才赢得天霁月朗、清风徐来。郁勃、压抑不得发散，地震火山之所由来，精神分裂于是产生焉。唐代诗人卢照邻向孙思邈请教祛病大法，孙氏无一句论及药物，洋洋一席话，全是自然现象中寓含的发散原理。
魏晋名士最能体会发散的功效。其时有避世诈狂者，有忤世佯狂者，但真疯子却并不多见。临深履薄、忧时惧祸，久而久之，抑郁症就产生了。为自救，除了服药、行走（散步，不是示威），名士们各有独特的发散疗法，统称为：“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嫉世愤俗、“轻肆直言”，避居山阳，用打铁、吹箫发散。阮籍闭口不言，沉溺酒杯，偶尔登山长啸。刘伶嘻笑怒骂，以“佯狂”发散。书圣羲之，器识不凡，却把自己一生“发散”在“墨妙”中，消尽了锐气…… 聪明圣哲，表面上如癫似狂；意气不凡、有道德洁癖的人，迫于时势，不得不狂。所以历代有诗狂、墨狂、酒狂，有石癫、画癫、书癫、花癫……李白自标“醉狂”，杜甫在怀念他的诗中说，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对他深表同情。但他不知道，假疯假癫如同中医八法中的汗法、涌吐法、泻下法——是极好的发散，为的是避免陷入深度抑郁症的危险。
深度抑郁，即是精神分裂。中度的抑郁症患者可以称为隐性疯子。轻度患者行为平整光滑、中规中矩，在绅士风度上还略胜常人。此类患者最要命的症征就是没病症——或者可以说，尽力掩饰病情。艾滋病凶险，源于不良的性接触，而抑郁症恰好与之相反：源于交流、沟通发散的渠道的堵塞……
表面上文静腼腆的人常常耽于凶杀幻想中；善于讴歌的人，说起毁谤话，比刀子还锋利；日间不好运动的人，夜里失眠烦躁起床暴走……种种暗地里的乖戾行为，形成了人类精神的阴暗面。见了女人就皱眉的人，有一天突然听说他犯了强奸罪；逆来顺受的人，居然因泄恨而炸毁了一幢楼房；一个只知埋头读书不知玩耍的乖孩子，直到被送进医院，才坦白说他是多么厌恶读书……如此等等。
我有一个朋友不幸患了抑郁症，好几次想跳楼自杀。当他将种种痛苦倾吐后，病情明显减轻。我虽不是心理医生，当时却强烈意识到，鼓励表达、用心倾听，也许正是此病“发散”的重要途径……
有时我突然记起好久没生病，心里不由得冷然不安，说不定哪天要害大病。病毒一定深入膏盲，化作身体一部分，不然何以浑然不察呢？小病小疾令人久寿，没病没疼，突然暴病才要命。小病小痛如果是人体的特殊免疫、发散机制，那么，植小病祛大病不失为一种发散疗法。在颈椎病重的日子里，除了“头悬梁”式的牵引，我在颈部涂药，使皮肉溃疡，以小痛换巨痛，居然收到意想不到的疗效……
灵魂粗糙、心门洞开，哈哈笑的人少病。悲观内向、自我幽闭几乎就是病态。乐观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异秉，悲观是遗传上的缺陷——想学乐观谈何容易。我自小悲观内向、体弱多病。长大后，老医生让我率意任性，有火发火，有气出气。若有孟浪或不逊，不妨用拳头或水龙头冲脑。我的体会是，轻微的放纵和自我体罚，有类似发散的效果。 平常读书报，我喜欢“献怒”的文章胜过“献爱”的文章。敢于献怒，仅有嫉恶如仇的本能，缺乏胆气与血性不行。愤怒乃灵魂的闪电，凡明心见性，批判、证伪的文字，皆有明目疏肝、清心解郁的功效。医书上说“怒伤肝”，是指久郁之火不发，肝气郁勃，产生失眠、心悸、怔忡等症状。肝属木，木喜“条达”，愤怒使血液循环加速，肝气得以疏导与发散。所以，真正的“伤肝”，是郁闷而不发散。
华佗诊视一位郡守，断定他“积淤血于腹中”，唯有“极怒呕血”才能去疾。华佗的办法是：态度怠慢，而且不辞而别，留下一封奚落郡守的信。郡守见信大怒，派人追杀华佗而不果，郡守禁不住大发雷霆， “吐黑血数升”，病居然好了！这是“愤怒疗法”的典型病例，却并非仅有的病例。
鲁迅习医，深知发散的重要疗效，并把此原理推而广之。救世苦心，化作不平之鸣，仁心仁术，发为愤怒和痛骂。先生甚至自比一贴发散膏药，贴在中国人身上，待到病愈，膏药自然落下。林语堂在“悼鲁迅”一文中如此描写鲁迅：“鲁迅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兴叹。……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墨，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的确，先生一身尽伤——为疗救国民，他付出了生命代价。可是鲁迅若不动怒发火，也许早被抑郁杀死了。
生活中，唯有好朋友才敢痛骂我们。万一“怒伤肝”，受伤的是他们，受益的是我们。生活中珍视谏友的人本来不多，历史上虚心纳谏的明君更少得可怜。战国时的晏婴、淳于髡、优孟正好遇上喜欢发散的君主，不然早丢了脑袋，谁会说他们滑稽多智呢？汉武帝时的东方朔、汉成帝时的朱云、唐太宗时的魏征、元宪宗时的赵璧……强项直谏，犯颜死谏，连皇帝也替他们捏两手冷汗！明知逆耳的多半是忠言，可是天下又有谁愿意陪着“病人”听真话呢？ 这大概就是鲁迅先生式的“献怒”的文章越来越少的缘故。与此同时，指导人生的书倒是越来越多了。书里教人们如何巧言令色、周旋以扬名，如何操术以求仕进、如何做假以欺哄世人……诲人不倦，归根结底劝人层层把自己包裹起来，喜怒不形于色，言必称“善”、动辄献“爱”。我常想，即使有菩萨心肠，也犯不着天天扮成天使，把“爱”挂在唇边。太多的“爱”，即使不是出于无心，至少有轻薄、滥情之嫌，其结果不单使爱心贬值，就连愤怒的本能也消褪了。愤怒本能消褪，大约正是抑郁病患者增多的一个原因罢？
惑于伪道、矫情媚世，久而久之人的眼光变短浅了，心胸变狭隘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荡荡然是精神上的发散态，戚戚然则是结郁态——不是好兆头。世间万利，若以身心健康为代价，智者有愿意交换的吗？
中国缺乏的是敢言敢说、敢怒敢骂，敢发散、敢抗争的血性男儿。温良敦厚是可喜的，但如果没有正义和良知为根底，那就是“乡愿”式的伪善了。缺乏正义和良知的民族，必不是奋发蹈厉的民族。喜怒哀乐的自由发散，既是个人的，更是全民族的。一个人的压抑或不幸，如果整个社会对此无动声色，那么，这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
各种宗教的微言大义，无不反对人“欲”冲动。斯多噶派形容冲动欲“驮着死尸行走”；圣保罗告诫众徒， “勿滋肉体，纵随嗜欲”；老子说：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庄子主张“少君之费，寡君之欲”……后世道学家往往将戒欲视同养生大法，凡事“吞忍”，凡事中立，深戒冲动发散。这无形中培养了“机心”。机心太重，必不能有真性情。人一旦丧失了真性情，离忧郁症也就不远了。
发散是人欲最本质的东西。从养生角度看，纵欲如果损身，戒欲恐怕是伐性——比损身还要严重得多。列子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勿壅勿阏”，不赞成老、庄“以扃闭为人道进德之门”。天堂再荫凉，到底不如挥汗如雨的人生。无所怀、无所欲的“枯木禅”；绝情弃欲以达到“居若死”的境界，即便能做到，不中风也会真发疯。
种种血性发散，为抗争命运的不懈努力，不仅是个体生命，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一口气举了好几个发奋著书的例子，其动力就在于自身的穷厄潦倒——其中倒映着司马迁本人的影子。尼采写《快乐的智慧》，就在他一生中最压抑的时候。当今不少企业家、艺术家发奋自强，往往有不为人知的压抑和苦难史。而敢于言说、敢于发散的时代，往往标起着昂扬进取的时代……
曹植的“洛神赋”，陶渊明的“闲情赋”，表达了对女色的羡慕和追求， “昭明文选”视之为白玉微瑕，略而不取。颜真卿刚正介特，多数人不相信他会写出像“乐语”、“醉语”这样的“歪”诗。实际上，古往今来，上好的文章，常常是无拘束、无程式的性情文章。古人说，立身之道与文章之道不同：立身须谨重，文章须“放荡”。
“放荡”，既是精神上的发散，更是创造性艺术冲动的原动力。假如没有心灵的自由，个体压抑，群体结郁，创造与和谐又从何说起？以人为本，在我看来，首先是表达和倾听：人人皆有说真话的权利，人人更有听真话的义务—一哪怕真话是错话、疯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