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谈》是茅盾于1940年5月由新疆到延安，亲历了五个月不寻常的生活后不久写于重庆的。这篇散文，表面看似是描写塞上高原的自然风光，然其主旨则在讴歌大自然的主宰——革命根据地的人。
唐代边塞诗描写塞上风物，往往以苍茫、悲凉的基调居多：“云沙泱漭天光闭，河塞阴沉海色凝”(崔湜：《大漠行》);“终日风与雪，连天沙复山”(岑参：《寄宇文判官》);“一阵风来一阵砂，有人行处没人家”(周朴： 《塞上曲》);“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惊”(李益：《登长城》)。即令不乏描写雄奇壮观景象、言辞慷慨的名篇，如王昌龄的《从军行》、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武判官归京》等，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终究难以抗拒自然的伟力。茅盾的《风景谈》写的也是塞上风物，展现的则是崭新的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感情。
作品由观看《塞上风云》预告片而引起的回忆联想来贯串全篇，采用电影的艺术手法来构筑画面，辅以电影中“画外音”似的画龙点睛之笔来突现主题。全文由六幅相互关联的画面组成：第一幅是沙漠驼队。由影片《塞上风云》引出对一望无际的猩猩峡外的沙漠驼队的回忆。先用全景式的描写：在茫茫苍苍、寂静无声、纯然一色的沙漠地平线上，出现第一个黑点，慢慢地由许多点连成线，由远至近，由静到动，由无声到有声，渐闻柔声的驼铃丁当;然后推至近景，突现那整齐伟岸“昂首高步的骆驼”，以及领队驼的“猩红大旗”。整个画面辽阔、粗犷。并由此顺笔点出：“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
可见，作家谈“风景”、描绘自然景象，主旨在于抒写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感受，把镜头的焦点移到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黄土高原”上生活和斗争着的人。
紧接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两幅在同一背景下显现不同色彩的画面。一幅是描写边区普通劳动者生活片断的 “田园剪影”：月明之夜、蓝蓝的天、黑魆魆的山，几位晚归的种地人，用愉快的旋律唱着粗犷朴素的“信天游”。人影由隐而显，渐远渐没，歌声缭绕不散。与之交相辉映的是另一个时间下的另一个生产晚归的画面，气氛更显得欢快、热烈： 夹杂着“七八种方音”的“兴奋的谈话”、“爽朗的笑声”，唱着同一音调的雄壮的歌曲。他们之中，有的是“惯拿调色板的”、有的是“拉提琴的”，有的是“经常不离木刻刀的”。如今，他们的手都被锄锹的木柄磨起了老茧。迎接他们晚归的是正燃起的“熊熊的野火”，由“曾调朱弄粉的手儿”做成的“金黄的小米饭，翠绿的油菜”。在彩霞的余辉映衬下，“静穆的自然和弥满着生命力的人，就织成了美妙的画面”。作家虽不着一字，读者还是可以从这绘声绘色的画面中感受到延安鲁艺战士的风姿。也正是在这里，作家又有点睛的一笔：“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
第四幅是用对比的手法，拿旧中国阔绰的城市男女谈情说爱作为反衬，采用远景、近景、特写等不同镜头组成一组雨中一对男女干部踞于石洞凝神学习的画面。着重点明，后者是“两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是两个清楚明白生活意义的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才“使大自然顿时生色”，强调“人依然是‘风景’ 的构成者，没有了人，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 第五幅画面——桃林茶社，用的是散点透视笔法，若论自然景物，似乎并不起色：二三十棵桃树、半爿磨石、几尺断碣，余下来便是一片荞麦、大麻和玉米等庄稼作陪衬了。然而，这里有着内心生活极为充实、生气勃勃的人，他们男女混合、热热闹闹地“争论着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就因为他们“走过天下最难走的路”，“人类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贫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人创造了第二自然!”这两幅画面由个体到群体，相互补充，突出了人主宰自然这一主题。
最后一幅画面，以明朗的笔调，浓烈的感情，正面描绘了在早霞中如雕像般耸立于山峰上的小号兵和荷枪警戒的哨兵。作家禁不住发出赞叹：“我仿佛看见了民族的精华化身而为他们两个。”
全文描绘的六幅画面，第一幅是引子，其余五幅描绘的都是作家延安之行的见闻感受。但由于文章写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重庆，只能“大题小做”，在“谈风景”中突现“伟大中之最伟大者”。有贯穿全文的画龙点睛之笔，读者也就不难领会。
(孙楚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