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的《江底之夜》虽然是一篇散文，却更像是一篇短篇小 说。
青年时代的艾芜，为了探求人生解放的哲学，也为了寻找生活的出路，从1925年夏到1931年夏，曾经以整整六年的时间，徒步旅行，漂泊流浪。他从四川成都出发，经过云南，出境到缅甸和新加坡，最后到达上海。据《文学》(郑振铎、傅东华主编)周年纪念特辑《我与文学》刊载的艾芜《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一文，他那时在流浪的生活途中，常常把墨水瓶挂在颈子上，“抒写些见闻和断想”。后来，根据这种人生阅历和文学素材，概括集中，加以典型化，他创作出小说集《南行记》; 而那些撷取生活断片，随意写就的篇章，便结集成为散文集《漂泊杂记》和自传体散文《我的青年时代》。
《江底之夜》选自1934年出版的艾芜的散文集《漂泊杂记》，说它更像短篇小说，是因为艾芜以一双大脚麻利的动作与“鬼东西”的口头禅，寥寥数笔将篇中的主要人物——临江马店的女店主、“一位三十来岁的粗女人”爽快泼辣却又心地善良的性格与形象，鲜明凸出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口吻毕肖，神态活现。不仅如此，表面看来艾芜似乎只是记叙那一夜他在江底的一家临江的马店里寄宿时候的亲身见闻，描写他所遭遇到的人和事，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成功地塑造出一个在生活线上挣扎并且带着四个孩子的青年寡妇。那寡妇的吃苦耐劳，她的喜怒哀乐，她的爽直却又复杂的性格，不断地牵动着读者的心灵。此外，艾芜所记述的 “昨夜来的男子”，“活像神话上说的一样，天明时已不见了”，固然是意在表现西南山区的一种风土人情和社会风气，然而谁又能够否认艾芜同时不也正是在讴歌人性的伟大与永恒，讴歌被压在生活底层的年轻母亲不曾泯灭的青春与旺盛顽强的生命力呢?
所以，如果给《江底之夜》换上一个标题——《女店主》，那是一点也不算过份的。小说有时候散文化，散文有时候小说化。或者说，小说与散文有的时候并不是泾渭分明，界限清楚。这也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艾芜的散文，清新流畅，自然质朴。它不像大江大海，波涛翻滚，深沉莫测，而是林中小溪，汩汩流水，潺潺有声，虽然清澈见底，却又曲折回转，韵味无穷。他无意写人，而笔底却展示了西南边陲的世态人情;他未着意写景，却描绘出云贵高原山川河流的瑰丽景色。那天夜晚，他“偶然从壁板缝里望到江上去，外面正是一天好月色，黑油油的江水，碰在江中突出的大石上，便溅射出无数灿然的银花。对岸的崖头，和挺出的崖腹，都给灰白的月光，画出一层层黛色的树梢，分外显得山中深夜的阴森和冷酷”。这一段写景，虽然伴随着恐怖的氛围，却给人一种冷峻的美感。
艾芜的散文，没有一句生硬的哲理概念，也没有任何政治的说教，然而，封建军阀的混战，平民百姓的含辛茹苦，却又无不倾泻在字里行间。那位手脚麻利的女店主的“衣衫已经补了好些块不配色的疤，但喂孩子奶的时候，仍旧无须乎解开衣钮，只从胸襟的破裂处抓出奶头来就可以了”。这几句对女店主衣着的描绘，看似漫不经心，真实而又自然，却使读者不免一阵心酸。她对于“难道这地方会穷到这样子吗?”的回答，是对“兵来如洗，贼来如梳”的社会现实的无泪控诉。那“三个高矮不齐的孩子围在妈妈的身边，睁大贪食的眼睛，舐着带有唾沫的嘴唇”，仿佛就在读者你的眼前，使你久久不能忘怀!
当艾芜最后“忽然看见壁上挂着一张小小的像片”，分辨出照片上两个青年军人，有一个便是女店主死去的夫君时，再“回头去看见孩子们和母亲还在那里热心地弄煮着南瓜”以便充饥，他的“心里便禁不住黯然起来”。青年艾芜，作为一个受到过“五四”新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四处漂泊流浪寻找出路的进步青年，他的忧国忧民追求真理的思想面貌便在这“黯然起来” 的一刹那展露无遗。
(柯平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