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中剿匪记》 是丰子恺先生1947年在杭州时所作。大家知道丰先生在八年抗战中以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共存亡，曾颠沛流离，吃尽苦头。但是经过这段生活的磨炼，他早已不是远离尘世的缘缘堂隐士了。1945年抗战胜利局势形成，他原可及时返回上海和浙江故乡，但当时“陪都”重庆，一切交通工具都被达官贵人霸占，一般文化人要买到飞机票或轮船票，比登天还难。因此，子恺不得不乘着公共汽车离开重庆，取道绵阳、广元，出汉中，经宝鸡，由陇海线到开封，他带着家眷，沿途卖画，备尝艰辛，在郑州甚至曾因当局的“戒严令”，全家不得不在街头露宿一夜。当时交通拥挤，购买火车票还得依靠权势，而生活拮据，几致流落在半途，无法返乡，困顿程度竟超逾战时逃难。幸而子恺盛名四传，人们一旦知道这位年近半百的美髯公，原是丰子恺，就多出力协助，这样就终于到了武汉，在那边举办了一次画展，解决了盘川问题，在1946年深秋才回到上海。过了年，到杭州在静江路定居。《口中剿匪记》正是他从实际生活中深切认识到贪官污吏统治下的社会真相后，写出来的作品，当时正是统治阶级的“劫收”大员在全国各地丑闻百出的期间，子恺应声而起，写下这篇很有时代影子的小品文。
子恺作画，常强调“弦外之音”和“言外之意”，他的散文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口中剿匪记》显然是这样的作品。他借着自己患牙病的机会，陈述自己怎样下决心把所有的病牙全部拔除。他痛陈他的十七颗牙齿“原是我亲生的，从小在我口中长大起来的。它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与我痛痒相关的。”哪知道它们“渐渐变坏”，“一味对我贼害”，“使我不能作画，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说话，使我不得安眠。这种苦头是谁给我吃的? 便是我亲生的，本当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牙齿!” 他还说他以前反对拔牙，因为怕痛，又怕不近人情。现在他恍然大悟：“原来我口中的国土内，养了一大批官匪，若不把这批人物杀光，国家永远不得太平，民生永远不得幸福。”终于下了决心，“攻了十一天，连根拔起，满门抄斩”，宣告“全部贪官，从此肃清”。
作者的笔调机警又幽默，但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子恺对当时的政局的忿怒。这里，他早已不是看破红尘的佛教徒，而是嫉恶如仇的战士。
像《口中剿匪记》这样“弦外有音”，而笔锋却直指黑暗现实的作品，在25年后的1972年，子恺笔下曾又出现过，不过那时在“四人帮”统治下，社会更黑暗，统治的手段更残酷。子恺经疯狂“批斗”之后，早已失去写作的权利，他是在谁都不曾发现的情况下，每天清晨四时左右起床偷偷地写下来的。其中有一篇题目叫《歪鲈婆阿三》，写农村一个在店门口包豆腐干的阿三，平时好赌，又贪吃懒做，有一次出一角钱买了一张彩票，大年夜竟中了头彩。到了年初一，他顿时阔绰起来，褴褛的衣服换了一身花缎皮袍皮褂，到处大吃大喝，滥吃滥用，许多穷汉追随他，称他“三兄”、“三先生”、“三相公”，向他要钱，他一摸总是两三块银洋。当时子恺的母亲对对门豆腐店的主妇定四娘娘说：“把阿三脱下来的旧衣裳保存好，过几天他还是要穿的。”果然，到了正月底边，阿三又穿着旧衣裳，坐在店门口包豆腐干了。子恺先生这篇散文最后说：“我年逾七十，阅人多矣。凡是不费劳力而得来的钱，一定不受用。要举起例子来，不知多少。歪鲈婆阿三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自古以来富贵荣华难于久居，大观园不过十年，金谷园更为短促。我们的阿三，把它浓缩到一个月，对人也可说是一声响亮的警钟，一种自动的现身说法。”子恺作此文，正是“四人帮”及其余党处在炙手可热时期，他写这几句话，弦外有音，针对的正是当时这批政治上的恶棍赌徒。
子恺散文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尽管思想有发展，但笔调始终潇洒超脱，语言始终富有情趣，感情始终诚恳真挚，形式也始终朴素无华。宋代洪迈写的 《容斋随笔》，它的序作者李瀚曾称赞这些作品：“可劝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祛疑贰”，而且使人“大豁襟袍，洞归正理，如跻明堂”，使人“胸中楼阁四通八达”。我想子恺散文，不论是《渐》，还是《吃瓜子》;是《口中剿匪记》，还是《歪鲈婆阿三》，也都应该当得起这样的盛赞和美誉。
(徐开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