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城》发表在1923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第一集六期上，文前附有记者按：“这是象征的小说，那个城即是俄国大革命、大破坏后的光景，那个小孩即是指的中国。”有了这样一个提示，我们对瞿秋白的这篇象征性的散文便有了一个总体的把握。
在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爆发了一场震撼世界进而改变世界的大革命。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正像瞿秋白在《饿乡纪程》、《赤都心史》 中所描述的那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一切被推倒在地，新的世界正在废墟上建成。国家固然由于暴力和血污而显得千疮百孔，人民固然由于饥馑和贫困而饥寒交迫，但“鲜红鲜红的血”不会白流，“为幸福而斗争”的人们终将摆脱身上的锁链，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同处在世界的东方，更加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俄国革命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和希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在马列主义的吸引下“赶赶紧紧的跑着”，如饥似渴地接受着马列主义，他们希望能用马列主义来唤醒大众，拯救可悲可叹的祖国，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但在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政治是那么的腐败，人民又是那么的愚昧落后、不觉悟，反动势力异常的强大，所以“他”只能“默然的走着，漠然的看着那个城，脚步也不加快，孤寂，细小”。然而那大革命、大破坏后俄国“热烈至于晕绝的希望着自己完成仙境，高入云霄，接近那光华的太阳。”它以其充满生命活力的崭新的姿态吸引着中国的仁人志士，吸引着渴求翻身过上幸福生活的广大平民百姓，于是“小孩子站住，掀掀眉，舒舒气，定定心心的，勇勇敢敢的向前看着;一会儿又走起来了，走得更快。”中华民族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带着憧憬，带着希望，坚定地走下去。沉睡的巨龙觉醒了。
作为一个政治家，瞿秋白饱含着革命的激情;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又充满了浓郁的诗情。《那个城》就是这两者的完满结合所开出的艳丽的花朵。作者采用象征的手法，艺术地再现了二十年代的中国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幸福的曲折历程。虽然只是短短的数百言，却浓缩着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蕴含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的深沉的思考，表现出作者巨大的历史概括力。当然这也得力于作者成功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象征由于其形象的鲜明性，喻意的含蓄性、不确定性和联想的丰富性而深得作家们的喜爱。作者正是运用象征手法，寄情于象征之中，借助象征而展开丰富的想象联想，酣畅淋漓地抒发了对大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的无限热爱、向往之情和对长夜难明的中华民族未来的无限期待和希望。既给读者以生动具体的形象感，不空泛，又将一个宏大的主题简洁深刻地表达了出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又是由于象征的运用，使得本文深刻的哲理和盎然的诗意得到了浑然一体的融和。可以说这是一篇哲理散文，既高度抽象，达到哲理化的境界，深刻地概括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又形象鲜明，色彩浓烈，绚丽多姿，是战斗的抒情。作者将自己满腔的激情倾注在笔下，使得这篇散文随着作者的感情抑扬而跌宕起伏，激情澎湃。作者将自己的主观感受、经历和期望都融入了他所描绘的一切之中，使得一切景语皆成情语。他笔下的那个城固然有写实的描写，是俄国的象征，但更多的还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王国，他把他所期待的美满幸福的彼岸世界都投射到“那个城”上，成为自己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目标。那个“小孩”实际上也就是作者自身。他有过追求，有过欢乐，也有过徘徊和失望，孤独也曾缠绕过他，但他还是在前进，还是在奋斗，对“生活、美、善”的无限向往使他对未来，对我们的民族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正是由于这种必胜的信念，所以作者在文中始终有着一种昂扬的气概，有着热烈高亢的音调，贯穿了对光明的热烈呼唤。象征的运用还为本文创造了一个深邃的意境，便于读者将自己的人生体验融入其中，拓展艺术境界，达到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双向交流，使得读者在情感上和作者融为一体，在联想、想象中更深地体会到文中不可言传的艺术氛围和境界。
和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的篇章比起来，这篇散文也许在概括力和含蓄性上还稍逊一筹，因此显得过于冲动而少含蓄。但充满激情、明白晓畅正体现了瞿秋白自己的特色，未必不是一个优点。这篇散文既寓意深远，耐人寻味，又热情洋溢，以情动人，沁人心脾，是“心弦上乐谱的记录”。读他的散文就像在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悲壮、激越、雄浑，充满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昂扬的斗争精神，令人振奋不已，有一种使人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丁永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