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功能之一，是记录并反映某一个时代的民间习俗与社会风情。世界文学名著如《悲惨世界》、《雾都孤儿》、《战争与和平》以及《水浒传》、《红楼梦》，等等，除了栩栩如生的众多人物与丰富多彩的动人场景以及宏伟浩翰的历史画卷之外，穿插或溶汇于这些长篇巨制之中的，就还有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与地区的一般社会市民或乡民的民俗风情。甚至像《金瓶梅》这样至今褒贬不一的长篇名著，它的文学价值之一，也就在于它表现与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世俗民风。
阿英的《年画的叫卖》，是一篇普普通通的散文，内容朴实无华，字数也不多，但是，却再现了当年江浙地区城乡集市卖画的风采，其本身就是一幅“风俗画”。如果阿英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内容涉及到江浙城乡的集市，那末，他的这一篇散文，完全可以用来当作小说的某个章节的一个部分，并且，为长篇佳作增色添彩。
阿英本人对民俗文学很有兴趣，而且是搜集、收藏与研究中国古今各种文学书籍版本或抄本的专家。他的《年画的叫卖》里提到的“旧抄本”，就是指旧时的手抄本。“刻本”，指刻版印刷的书籍或字画; “绘本”，是手绘的字画。“旧抄本《三百六十行》宣卷”，其中的“宣卷”，指的是一种说唱曲艺。这里有必要首先说明一下“宝卷”。宝卷系由唐代寺院中的“俗讲”发展而成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原来题材多为佛教故事，宣扬因果报应。以用七字句、十字句的韵文为主，其中也间以散文。现存的《香山宝卷》，据认为是宋朝普明和尚的作品。明清以后，取材一般民间故事的宝卷日益流行，计有《梁山伯宝卷》、《土地宝卷》、《药名宝卷》等两百种左右。和尚或佛教徒宣讲宝卷称“宣卷”，宣卷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曲艺。
阿英在文中还提及“过去上海所谓‘小热昏’，是最擅长此道的”。这个“小热昏”，确实是属于“过去上海”的人物，因为现在早已经没有这个名称，也没有这一类型的人物了。现今上海方言中的“热昏”一词，也是另外的意思。“小热昏”，是指旧上海城隍庙(或旧北京天桥)一带以表演独脚戏或相声等曲艺为职业的人，表演时专门逗乐、引人发笑。这一类人来叫卖年画，自然是一种招徕顾客的好办法。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年画的叫卖》显然是一幅优秀的风俗画。本世纪初期，江浙一带(那时上海隶属江苏省)城乡闹市，每到农历腊月，“做买卖的人，都支搭席棚，竞卖年货”。年画棚专卖年画和其他花纸，“叫卖人的婉曼歌声，和新奇的辞藻”，吸引着游人与顾客，“把那些引人入胜的年画，各自挑选的买些回去”。
叫卖年画的唱词，最受人欢迎的，是唱戏曲年画的情节，如《西游记》、《杨家将》，但这时候的《西游记》或《杨家将》，已经演变成为“民间说唱文学”，与原本并不完全相同，然而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另一方面，这大约也正是《西游记》、《杨家将》这一类古曲文学作品，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原因。
阿英在《年画的叫卖》里第一个具体介绍的说唱戏曲年画的是苏州人，卖的是苏州“桃花坞年画”，唱词也是苏白，“他唱的，除年画情节外，还联系到本城的剧场、名班和著名演员，并有对演出的评论”。这种叫卖，已经超出了“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带有浓烈的文化色彩。当然，这样的叫卖也显示出我国文化古城苏州的地方风貌。
至于上海的“小热昏”，他们的唱词，又是另一回事了。他们主要是叫卖描绘新事物的年画，“唱了事物的本身，画面的情况，还加上许多想象，形容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逗人发笑”。然而，也正是因为要“逗人发笑”，有时候竟也“常常失掉分寸”。无庸讳言，这恐怕是民间说唱文学的低级庸俗的一面。
这篇散文里，阿英还记录了叫卖时开场的“帽子”，以及“价格和收场的唱词”，等等，这些都是颇有价值的民俗文学的资料。近年，旧时北京城内街头叫卖商品的各种唱词，曾经改编并拍摄成电视片，由北京著名的话剧演员表演。各地是否也有可能摄制这样的电视片，为我国的民俗文学保存一份珍贵的音像资料呢?
(柯平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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