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是一位有造诣的艺术评论家。近年来，他以“文化苦旅”为总标题，以散文的形式写下了一系列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篇章。《牌坊》便是其中的一篇。
这是一篇探索中国妇女命运的散文，以牌坊作话题，用自己童年时代耳闻目睹的经历，来思索中国妇女挣扎的秘途。本文所说的牌坊，即贞节牌坊，是封建社会用来表彰那些“从一而终”的妇女，即哪个女人死了丈夫，再不嫁人，或丈夫死了，妻子也跟着自尽，社会或家族就为这一类妇女修造一座牌坊，昭示以后的女子以此为学习榜样和仿效对象。在作者的家乡，就曾经有过许多牌坊。童年时代的“我”，是从走脚小贩的嘴里得知牌坊为何物。但他对牌坊却无好感，因它“比天还高，黑阴阴的，像要压下来”。而且它顽固如磐石，即使风暴雨狂，庄稼、房屋都遭毁坏，而牌坊却依然站立。这正是封建制度顽固压迫妇女的象征，牌坊像一道铁链，沉重地锁住了妇女。
尼姑庵这一妇女逃避人生苦难的场所，突然来了几个外地的女教师，这一笔的最初插入看似与牌坊无关，但实际上是牌坊故事的延伸。作者以戏剧性的笔法设置了一个悬念，盗墓的老头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立牌坊的有钱人家的坟里，常常没有说是死了的女人。
既然坟墓里没有死人，那么这些女人究竟上哪儿去了? 这样的悬念在读者的脑海里萦绕。然而，作者并不急于说出事情的真相，也许，童年时的“我”，开始也并不知晓其中的奥秘，他只是从容地展开尼姑庵的生活，让读者通过一系列蜘丝马迹的现象和事情的演变过程，自己去作应有的判断。那些在尼姑庵教书的女老师，对以前尼姑种下的花圃爱护备至，偶然发现的绣品，透露了尼姑们曾经历过绣房生活，而女老师对那些生活的熟悉，不由使孩子们产生疑问，冒出了“那些立了牌坊的绣房姑娘，会不会从坟墓里逃出来，躲到尼姑庵种花来了”的念头。死人当然不会复生，只可能出殡是假的，但年幼的孩子对这些颠三倒四的事情弄不清楚。但今天的我们，通过作者的叙述，却已能有所感觉，那些女老师一定也曾有过和尼姑类似的经历，她们对花圃的喜爱，看到成对的鸟(也许是鸳鸯)而脸红，这些细节暗示了她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曾经有过的爱情憧憬。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更能证明女老师们有着难言的苦衷。她们虽然生活在尼姑庵，可还保留着许多大户人家小姐的习惯，她们一个个都很年轻漂亮，可是她们都不结婚而且好像都没有家。有一位老师在收到一封信和见到一个男人以后还自尽了。当一个年龄最大的学生对牌坊的真假表示怀疑的时候，女老师们的气愤更是叫人生疑。此刻，读者已经不难猜出，那些女老师就是那些丈夫死后，也跟着“自尽”而立下牌坊的女人。因为她们是大户人家出身，家里人也许不愿让她们真死，可大户人家又最讲究封建的伦理道德和三纲五常那一套，于是立下假牌坊，让她们隐名埋姓至偏僻的乡间。为了服从封建礼教的需要，迫使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从生活中消失，扮演死人的角色。这些无辜的女子，被剥夺了人生的乐趣，虽生犹死。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残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作者并未对此作直接的议论，而是用形象的叙述、生活流的演进，乃至画龙点睛的艺术手法揭示出来的。“老师的布鞋，正踩着昔日牌坊上的漂亮雕纹。”这是寓意深刻的暗喻。
文章的最后部分，作者以美国作家的一篇小说中的女性命运来对照中国妇女的命运，从而引申出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思考。那位西方姑娘，虽然也被父亲封进冰块做成的 “贞节牌坊”，但她始终袒露着自己有热量的生命，最终被青春的热情解冻。而同样被父亲压在贞节牌坊下的中国妇女，却在不透明的顽石下终身忍受悲惨的命运。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陈规陋习的批判是深刻的，但这种批判是建立在深沉的、感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以艺术的审美的手法来处理表现对象。
(施国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