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长期从事诗论与诗评，自以为可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料前几年忽然用情不专，心有它属，竟然移情别恋散文创作。《崩霆琴》一文先刊于北京的《中国作家》，后刊于香港的《文汇报》和台湾地区的报纸，敝帚自珍，我在《吹箫说剑》与《书院清池》二本散文集中均收录此文。
《崩霆琴》一文，是我对一代奇男子伟丈夫谭嗣同奉上的一炷心香，也是我单篇而非系列散文创作中的重要收获，写作之前的感情体验与思想感悟，写作之中的谋篇布局和语言运用，正是所谓甘苦寸心知。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英杰，他不仅是一世之雄，而且是万古人物。其人其事，早就令我高山仰止了，何况他还是湖湘英烈，乡梓先贤，令我这个湘楚后辈更是心向往之，自豪之感与尊仰之情长在胸臆。谭嗣同的故里浏阳与长沙虽地不在远，但我却久久无缘一往。我的学兄、诗人彭浩荡君八十年代前期即只身前往，在谭嗣同墓前燃香点烛鸣放鞭炮，并在墓前的草地上露宿一宵，返长沙后曾作《谒谭嗣同墓》诗，其结尾是“月白风清的夜晚/他会跃上墓前的石马/那擂动大地的奔蹄/是一根响鞭/抽打着/浑噩者的灵魂”，令我至今每一展读仍然心血如沸。“改行”散文创作后，我决心以我的笔对这位千古英烈表示我久矣于心的敬意。八十年代之末，终于浏阳匆匆来去，瞻仰了谭嗣同的已为十户居民杂住的故居，不禁感慨万千。之后我又多次专诚前往浏阳，于故居留连，去墓地凭吊，在文庙和祠堂瞻拜。除了实地觅迹寻踪的体验，同时读了许多有关的书籍文章，包括谭嗣同本人的诗文著作，作了充分的案头准备。可以一提的是，我还联络了好几位省政协委员，写了一份“收回与修复谭嗣同故居”的提案，于今，谭嗣同故居已整旧如新，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之，有了多次实地瞻仰的感性体验，加之从有关文献与著作中升华而来的理性认识，《崩霆琴》应该是水到渠成了。
说是水到渠成，是指我写作此文时，无论是感性与理性都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我有出自内心深处如火山亟欲喷发的激情，有对谭嗣同其人的历史价值的认识，有写作此文的现实意义与当下参照的思考，然而，这一切要发而为文，当然还要在谋篇布局和驱遣语言上惨淡经营。
文章的整体艺术构思离不开时间与空间。时间我定在“深秋”，空间则是“文庙”、“谭嗣同祠”、“大夫第”与“墓地”，贯串全篇的意象或者说线索就是“崩霆琴”，我甚至以此作为了整篇文章的题目。我曾在不同的季节去浏阳，文章选择“深秋”，因为宋玉早在《九辩》中就说过“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而在谭嗣同之后的秋瑾，就义时也有“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如斯节候，更便于作者抒情，也便于营造由抒写的人事所决定的悲剧气氛。空间虽然是四个场景，但行文还是有详有略，抒情也是层波叠浪，到全文的收束之处，全文的波澜也达到了最高潮，犹忆当时执笔为文时，写到此处不禁心潮汹涌而难以自抑。至于以“崩霆琴”作为全文的中心意象，是因为此琴乃谭嗣同手制而形影相随，而且颇具象征意义，以之贯串全文，首尾照应，也有助于全文的叙事抒情结构的完整。
在语言的运用上，我看重语言的典雅高华和书卷气，同时也喜欢以诗语入散文，这应该算是个人的一种偏好吧。整体的语言风格如此，文章结尾一段的语言尤其是这样，似乎不求助于诗化的语言，就难以宣泄我心中的狂涛激浪，而以“有谁，能喊醒你再弹一曲”的问句收束全文，也是效法诗家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以不了了之，让读者驰骋他们的想像而参与艺术的再创造。效果究竟如何?那就只能去问读者诸君的感受与评判了。
一篇诗文写毕问世，作者的任务即可完成，权威的裁判是广大的读者与永恒的时间，作者一般不应哓哓多言，甚至喋喋自夸，因此，以上的所谓“创作谈”，也只能说是《崩霆琴》的余墨，即多余的笔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