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的船》为沈从文后期散文集《湘西》的首篇，体现了作者这一时期散文的特色。按照沈从文自己的说法，《湘西》诸篇的写作，乃是“……作为关心湘西各种问题和对湘西还有兴味的过路人的一份‘土仪’。如能对旅行者和寄居者减少一点不必有的忧虑，补充一点不可免的好奇心，此外更能给他一点常识——对于旅行者到湘西来安全和快乐应当需要的常识，或一点同情，对这个边鄙之地值得给予的同情，就可说是已经达到拿笔的目的了。”(见《湘西·引子》)这给我们赏析《湘西》诸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提示。
《常德的船》，正是沈从文为帮助他人对于湘西的认识而精心谱写的一曲充满乡情的船歌。
(一) 以船写人，暗寓褒贬。
《常德的船》从表面上看，主要是以旅行者的视角，以旅行者沿途见闻，介绍了沅水上的几种“大同小异”、“形制复杂不一”的船。如三桅大方头船、乌江子、洪江油船、辰江船、麻阳船等等。但沈从文写作的目的显然不止于要向旅行者介绍这些船只，这种介绍里还蕴含着更深的意味。他说：要认识湘西，“要欣赏湘西地方民族特殊性，船户是最有价值材料之一种。”因此，作者乃是在写船的过程中，写操纵着这水上工具的湘西民众。以船写人，以船喻人，可说是本篇的最大特色。
循着这样的思路去欣赏，读者不难发现，在沈从文的笔下，船与船户往往有着某种共通的性格特征。如乌江子船身异常“秀气”，“弄船人同船只本身一样，一看很干净，秀气斯文”。而洪江油船则“富丽堂皇，气象不凡”，“俨然是河上的主人”。船主呢，“严庄中带点从容不迫神气”，“且豪爽大方”，“水手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作者不但将通常形容于人身上的词汇用于形容船只，有时候甚至很难分别他是在写船呢，还是在写人。
你还能发现，这种对于船与船户的描写中，还寄寓着作者明确的情感取向。对于上面提及的“乌江子”、“洪江油船”等，沈从文表露了一种欣赏、赞许的口气;而对于“辰溪船”、“桃源划子”等，他的态度绝没有先前那样的客气了，他写道：“辰溪船”又名“广舶子”，“它的特点和上述两种船只比较起来，显得材料脆薄而缺少个性。……款式都不怎么高明”。而且船身脏，危险性多，不受搭客的欢迎。不仅如此，“这种船上的席篷照例是不大完整的，布帆是破破碎碎的，给人印象如一个破落户”。如果说，这种对船的描写中，已明显可见作者的情感态度和批评口吻，那么，对于弄船人的批评态度就更为直截了当了：弄船人“对于清洁时间就不甚关心”，“因闲而懒，精神多显得萎靡不振”。其反感、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沅水上的其他船只，如“白河船”、“洞河船”、“麻阳船”等，沈从文也都程度不同地在对船的描写中寓有褒贬，刻画了这些船户的性格，沈从文的态度就在不同船只与船户间的对比映照中，得以一一呈现。这种对船户性格的剖析里，未尝不带着沈从文对于湘西民族性格的思考。
(二) 看似琐屑，实则情深。
粗读《常德的船》这篇散文，往往会感到一种叙述上的琐碎。这在沈从文是自觉的，他在交代写作目的时就说，乃是要将有关湘西的“这一类琐细小事，分别写点出来，作为关心湘西各种问题和对湘西还有兴味的过路人的一份‘土仪’”(见《湘西·引子》)。于是，沈从文对于船的形制、船户的性格、动作、穿着、言谈、交际礼数、开船仪式等等，都写得那么耐心而细致，这种不厌其烦的描述中，也未尝不带有向世人展览湘西真正的“好处”的某种努力，作者写作这些散文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人们认识湘西地方的“好处”和“坏处”(见《湘西·题记》)。这是乡情使然，外人对于湘西社会的误解和湘西人自身对湘西缺少真正认识，是长久郁积在沈从文胸中的一个心结。从这一角度来看，这种叙述上的琐碎，恰恰是极能反映沈从文对湘西的深情的。
“常德县城本身也就类乎一只旱船……”在这篇散文的最后几节，沈从文写船乃是为了写人，以及向世人“展览”湘西人物、物产的意图变得愈发显豁。在这短短几节中，沈从文几乎是热情难抑地推出了女作家丁玲，法学家戴修瓒，国学家余嘉锡，不下数千家的商铺，以及油盐、花纱、牛皮、烟草、木料、鱼虾、莲藕、牛肉、“桃源”等等可以让湘西人引以为自傲的人和物，通过这种恣情肆意的笔触，谁还不能感受到他浓郁的乡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