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贵曲。“曲”就是圆，而“圆美”是我国古典诗歌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杨朔坚持认为：“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并在其创作中深入实践着这一艺术目标。散文的诗境，就是圆美的境界。他的散文开合自如，善于运用古典诗词中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手法，曲尽其妙，且语言凝炼、蕴藉深远。曾经得到老一辈散文家冰心的由衷赞许：“称得上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去怀”。《茶花赋》是杨朔散文的名篇，集中体现了这一特色。
全文起承转合，布局精巧，层层铺垫，丝丝入扣。开篇破题，作者久居海外，曾想借一位丹青的妙手画出祖国的面貌，以解思念之苦。这倒是给画家出了一个难题，究竟应该怎样构思呢?于是作者也就搁下了这桩心思，但是这个心愿从此便在他心中扎下了根，这里实际上已为下文埋下了伏笔，也为全文奠定了抒情的基调。杨朔散文往往在抒情中叙事，在叙事中抒情，两者密切融合，浑然一体，他的叙述语言也总是焕发着浓烈的诗意。文章在关于花事的叙写中，通过“脚步儿勤”、“来得快”、“催动”等拙中藏巧的词语，以及“像催生婆似的”又俗又拙的比喻，渲染了气氛，作者的喜悦之情溢于纸面。因为正逢花事季节，引逗着他踏春赏花的兴趣。由此，步步深入，笔笔记胜，直至结尾水到渠成，点明托物言志的题旨。
散文的中心是写茶花之艳，却从写梅花，写玉兰，写迎春花着笔，以诸花烘托茶花。先写华庭寺的梅花之盛，一睹春梅盛开的风采;进而从梅花之盛写到茶花之盛，指出茶花吐露着“春深似海”的诗情，它点染着这里“最深的春色”。犹如众星捧月一般，茶花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然而写茶花并不是作者的目的，透过茶花的美，作者联想到凡是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如此笔锋一转，由写渲染春色的茶花写到创造春色的养花人普之仁。这一转自然而然，寥寥数笔，着重绘出他那双“满是茧子，沾着新鲜的泥土”的手。这是一双普通劳动者的手，正是这双手构造着美的生活。作者又从哲理上拓深一笔，揭示亿万人民美化着新生活、美化着年轻祖国面貌的真谛，唯有普之仁这个人物的存在才使作者将“花”与“祖国”两者联系起来。因为他给“我”介绍了许多茶花的种类，诸如“大玛瑙”、“雪狮子”、“蝶翅”等等，尤其是“童子面”，开起来最好看，所以文章的最后部分，才会通过一群“红领巾”的出现的细节，引出作者关于以童子面茶花为题作画的奇思妙想，完成了一幅画的最终构思——“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以此作为点睛之笔，首尾遥相呼应。这篇作品就这样开始设置谜面，然后逐步揭开谜底，一步一个转折，一层一个跌宕，随着人、事、景、物的叙写，于是讴歌祖国和人民的哲理诗情，得到了浑然圆成、曲致含蓄的表现。
这篇散文的特色还在于，善于在看来极其平常的事物中提炼动人的诗意，在一片奇景中寄寓深邃情思，通过诗的意境，展现出时代的侧影。《茶花赋》借绚丽的茶花，展现祖国的欣欣向荣。茶花的美丽姿态象征着祖国的青春健美;它生命力的旺盛象征着祖国的繁荣昌盛;而那些形似新一代的“童子面”则象征着祖国的未来。比喻贴切新颖，情与景融为一体。
中国画的意境创造，讲究以实见虚，以虚映实。杨朔散文意境的创造方面，借鉴绘画的构图，非常注意这种传统的虚实处理。本文以描写茶花及育花的能工巧匠的具体形象(实)，抒唱社会主义祖国青春面貌(虚)，虚实相生、象征附丽的意境构思便脱颖而出。茶花的娇美，含苞欲放的童子面茶花的艳丽和无限生机，启迪读者去联想日新月异、鹏程万里的祖国。祖国如何日新月异?是怎样一种鹏程万里的建设的气势，这些作品中没有具体写到，但作品以外、画面以外“虚”出的诗意，凭着童子面茶花的美，分明可以让读者得到美妙的联想与想像。
杨朔十分注意语言的锤炼，他那玲珑的风格，隽永的诗意，离不开艺术语言的创造，同他的文笔十分谐调。本文的语言洗炼、清新，在自然、朴实的遣词中淋漓着浓浓的诗意，归根结蒂得益于作者叙事状物的精确与清晰。对此，秦牧在《语林采英》一书中，以《茶花赋》两节描写花事的文字为例(“花事最盛的去处……”与“究其实这不是最深的春色……”)，赞赏其语言状物写景的清晰度和表现力：“它使我们宛如亲临其境，看到了繁花压枝，蝶舞蜂喧的景象，还仿佛闻到花海传来的阵阵幽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