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牧是独树一帜的散文作家，他写于六十年代的不少优秀散文，屏弃了简单的演绎，流行的说教，而把渊博的知识、盎然的情趣与深邃的感受紧紧交融起来，满足了广大读者增长见识、陶冶情操的迫切愿望。这中间，《潮汐和船》可说是一篇代表作。1964年作者把自己的三十余篇散文编集出版，书名就叫《潮汐和海》，由此可见此文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散文和重在抒情的诗歌不同，它灵活多样，更加贴近生活，在叙事状物——表现大千世界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因此有无吸引读者的“知识性”并不是简单的手段和技巧问题，而是散文文体的内在需要，是衡量作者基本功的重要标志。当然，出现在作者笔下的“知识”(客观对象)不再是纯粹的孤立的“自然物”，它们渗透了作者的情感，闪发出想像的光辉，已经升华为有机的艺术形象。秦牧的优秀散文，包括这篇《潮汐和船》在内，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潮汐和船》渗透了作者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并非是一时因事起兴之作，请看文中的一处描写：
几十年前，那些趁着季候风紧傍着海岸航线行驶、到南洋去的广东的红头船，每一艘的船头，都画上两颗圆瞪着的眼睛。这使人看来，仿佛就像是浮在海面的大鱼一样。在新加坡的通海的河汊里，我曾经看过密密麻麻地麇集着这种瞪着眼睛的中国船，组成了奇异的图案。
秦牧出生于香港，2岁时随父母迁居新加坡，一直到13岁时才回国，以后又去香港念过中学。可以说，他这位海外归侨从小就同海洋、船舶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海洋和船舶充满着种种难以名状的感激之情。了解了这番背景，重读以上这些文字，不正可以窥见无数广东父老乡亲连同秦牧父母漂泊的踪影、搏斗的伤痕、不尽的汗水吗?作者在文中写道：“船，像一根小小的钥匙却能够打开大锁似的，它打开了海洋的门户。”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头船”也就是握在中国人手中的一把“钥匙”。在作者笔下，船舶浓缩成了一部人类的文明史，由此生发出去的种种富于哲理的感受，其实都可以从“红头船”发现端倪。
同样，《潮汐和船》又并非囿于自己亲身见闻之作。人生有涯，知识无尽，作家不可能时时处处事必躬亲，这就要求援引从他人和书本中得到的“间接知识”，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秦牧对此极为擅长，他说：“有时，举出一个例子，还不足以曲折达意，而必须谈到一连串的联想……这时，我们说的话可能扯得很远，但却是紧紧围绕着‘我何以有那个印象’这一中心的。”(《思想和感情的火花》)这番自述很精辟，意味着作者询问“何以”即寻根究底的过程，始终没有偏离“形象思维”的特殊性，没有偏离那些血肉丰满的“印象”。《潮汐和船》跨越时空的限制，打开了国家的大门(须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扇大门不是紧紧关闭，就是半开半掩)，目光四射，浮想联翩，从原始时期第一条独木舟，到古代北欧人驾船出海时借放鸟以识别方向与陆地，再到今天原子破冰船撞碎几尺厚的坚冰时就像姑娘们剪布一样爽利;从海洋上两船相遇时拉响汽笛互相致意，到坐在鱼雷艇上像草原跑马一样疾驰，再到渔船归港时那种特有的热闹气氛……真是琳琅满目，蔚为大观。由于作者始终扣住“何以有那个印象”这个中心，因此意象密集而思路流畅，形态纷呈而精神一贯，能够给读者以富丽与单纯相统一的美感，而毫无堆垛、拥挤、掉书袋之嫌。
当然，有了渊博的知识，大胆的联想，还得在结构和语言上下功夫，《潮汐和船》在这些方面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其中突出的有如下几点：
一是详略结合，注意穿插生动的细节和比喻。不难明白，联想很广，例子很多，如果全用工笔细描，势必浓得化不开;如果一概从简从略，又会缺少亮点，吸引不了读者。《潮汐和船》贵在疏密有致，浓淡相宜，如文中一笔带过了最早的猎人、农人、渔人，却出现了一个形神毕肖的“原始人”：“拿着粗石器、前额倾斜、口吻突出、目光迷惘、说话咿咿哑哑”。又如作者多方面地描述了渔夫的劳动和搏斗，而对于捉鲍鱼最为着力：“有的能够潜水两三分钟，在海底掀开沉重的巨石，眼明手快地把一个个急速爬走的鲍鱼抓住”。至于精彩的比喻，那就俯拾即是，不必单独举例了。
二是注意前后的对比和映衬。如游人在海滩上嬉戏和渔夫归来的对比，荒岛孤礁和船舶出现时的对比，渔船归港和扬帆出海的对比，等等，都能收一石双鸟、前后映衬之效。
三是在大量描述的基础上，于文章的转折、归结之处穿插精辟的议论，例如：“一个海滩，只要有船，就不会令人感到寂寞了。”“(船)在海洋上穿梭来往，构成了一条条无形的虚线，仿佛又把大陆、岛屿都缝合起来了。”“船要是惧怕风浪，这奇妙的能够划破大海胸膛的东西也就不再成其为船了。”值得指出的是，所有这些议论，作者都是点到即止，不作过多的发挥，这显然是为了给读者留下“再思考”、“再创造”的广阔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