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简短优美、立意新颖的散文。
立意就是观点。观点要新，因为新就是创造。新就是讲别人没有讲过的话，讲自己独到的思想，所谓“言他人所未曾言”。做学问的人都知道，创新的观点通常有两条路径：一是论题新，所谓“开辟处女地”、“填补空白”，即使你的研究不够深入，但因为是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你的结论便自然而然有了新意;二是做“翻案文章”，别人说东你说西，别人说是你说非，由于反差强烈，新意立见。郭沫若是诗人，也是学者。学问之道，可说是烂熟于心。
这篇散文即是循着“翻案”的思路而写的。“翻案”的思路，今人谓之“逆向思维”，是创造之一法。不过这次“翻案”，不是负面翻正，而是正面翻负，即把正面价值的“爱的象征”的杜鹃鸟逆转成负面价值的“专横而残忍”的形象(或隐喻)。文章先列举杜鹃鸟在文学史上的种种正面形象：望帝的化身，薄命的佳人，忧国的志士，可怜、哀惋、纯洁、至诚。它不仅灌注着国民的情感，而且走出国界，成为“东方情结”。接着笔锋陡转，出语惊人，指出杜鹃鸟“名实不符”，过去的名声是出于对事实的误解。其根据是动物行为学的知识，即杜鹃欺骗性地独霸莺巢，类似于中国成语中说的“鹊巢鸠占”。这个事实是动物学的发现。翻开《辞海》杜鹃条目，其中赫然写着：“部分种类不自营巢，产卵于多种雀形目鸟类巢中，由巢主孵卵育雏。雏出壳后，推出巢主雏鸟而独受哺育。”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杜鹃鸟的文学象征竟与它的动物习性如此不吻合，“打架”得厉害。
当然，文学象征是一回事，自然知识是另一回事，它们各有其价值，即人文价值与科学价值。科学讲事实，文学则讲虚拟。我们完全不必要去追究“龙的传人”这句话或这个文学意象。龙本身是想像中的动物形象，所谓“九似之象”;“传人”则是后代的意思，龙是华夏族的祖先出于远古的图腾意识。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全是“一派胡言”，但我们至今还在唱《龙的传人》这首歌，还在用“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郭沫若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他用科学的动物知识翻文学作品中杜鹃鸟形象的“案”，必定另有理由。这理由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与中日关系。
《杜鹃》这篇散文写于1937年1月。这时，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但日本帝国主义却已经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蚕食与染指华北地区，其侵华野心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翻开中日关系史，我们知道日本在唐代曾派遣使者到中国，把中华文化引入日本，作为学习、效仿的楷模。总之，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对日本民族是有“哺育”之“恩”的。但现实却是日本帝国主义“恩将仇报”。因此，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功利与安危出发，郭沫若做了这篇“翻案”文章，隐喻日本侵略者是忘恩负义、“专横而残忍”的杜鹃鸟。
这篇文章的最后落脚点还在于我们自身。也就是把中华民族比作“莺”批评“莺”的不觉醒而自甘奴化，对“人面杜鹃”丧失警惕之心。读来言简意深，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