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初到1957年初，由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文学创作题材、风格等方面的限制有所减弱，当代散文出现了最初的“复兴”现象。作为散文作家的何为，正是在这个阶段，迈入了他的创作成熟期。他于195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散文《第二次考试》，堪称那个时代富于典型意义的优秀作品，同时也堪称他一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该文初稿时有3000多字，修改时作者动了“大手术”，将它压缩成2000来字，用最得力的手法、最经济的笔墨，重点勾勒了两次考试场面，成功塑造了两个新型人物，一经发表，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后来曾被选入多种教科书(包括东南亚国家的华文课本)，收进各种文学选集，被译成几种外文介绍到国外，改编成广播剧、广播小说及电影。
40多年来，这篇作品之所以一直在读者中享有盛誉，是因为它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许多论者已经对该文采用侧写、衬托等小说笔法，语言简练、形象、传神，风格柔和、雅致、清新等艺术特色，予以详尽的评点，不过对其中的思想底蕴，似乎还缺乏深入的剖析，需要对此多说几句。
在作品中，作者精雕细刻地塑造了两个特殊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充满青春活力为了帮助别人，甘于牺牲自己前程的女学生陈伊玲;另一个是爱惜人才，严肃认真，具有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声乐专家苏林教授。对他们进行一番比较，是颇有意味的。
陈伊玲初试时，不仅以“灿烂的音色和(对音乐)深沉的理解惊动了四座”，而且以“镇静”、“笑容自若”的仪态，清丽高雅的着装(“嫩绿色的绒线上衣，一条贴身的咖啡色西裤”)，“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一般，征服了所有专家们的心;复试时，“虽然她掩饰不住自己脸上的困倦，一双聪颖的眼睛显得黯然无神，那顽皮的嘴角也流露出一种无可诉说的焦虑，可是就整个看来，她通体是明朗的，坦率的，可以使人信任的”，对于自己“声音发涩，毫无光彩”的演唱，她始终不作任何解释，而是“抱歉地对大家笑笑”，就“飘然走了”。尽管作者在文末借陈伊玲弟弟之口，道明她的出身(刚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到上海某工厂的行政干部、青年团员)，以及她复试失败的原因(“为了协助里弄干部安置灾民，忙得整夜没有睡”)，暗示陈伊玲身上所表现出的优秀品质，是部队这个“大熔炉”培养出来的，以强调她属于当时所推重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人”，但由于陈伊玲在全文中既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盛气凌人的神态，连衣着也不是清一色的干部装，因此，与当时以及后来许多公式化、概念化和脸谱化的先进人物形象相比，在她的身上，其实更多地翕张出一种艺术素质和人格修养都达到了很高境界的知识分子的气息。
至于像苏林教授这样从旧中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在粉碎“四人帮”前的文学作品中，常常属于被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因此，在《第二次考试》中，作者饱含深情地把苏林描绘成一个热爱艺术、热爱青年、品格高尚、令人崇敬的知识分子，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在作者笔下，苏林“一向以要求严格闻名”，陈伊玲在第一次考试中的表现，却使得他不仅“颔首表示赞许”，而且“在他严峻的眼光下，隐藏着一丝微笑”，求才、爱才之心跃然纸上;陈伊玲第二次考试失败后，他不由“大为生气”，因为“他从来认为，要做一个真正为人民所爱戴的艺术家，首先要做一个各方面都能成为表率的人，一个高尚的人”，这种人才观，是当时所提倡的，到现在也是不容忽视的;但他深知“不能用任何简单的方式对待一个人——一个有生命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表面上看这是写苏林的远见卓识，实则隐含着对当时极左思潮的绵里藏针的批评)，作为一个以培养学生为责任的音乐教授，他不愿“她的天才从此就被埋没”，故而亲自到陈伊玲家去探访，得知真相后，他当场便决定录取她，并恨不得立即赶回去，把“她的故事告诉每一个人”。凡此种种，充分说明这位老知识分子已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新时代的一分子，他的身上所呈现的，是一种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主人翁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