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忆萧红》是一篇悼念文章，写于萧红在香港去世三个月之后。丁玲怀着痛惜之情追忆自己与萧红的一段短暂的交往。
丁玲与萧红相识于抗战烽火四起的1938年春天。这是两位活跃在三十年代文坛女作家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当时丁玲率领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山西前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与前来投奔民族革命大学的萧红在临汾相遇。不久，因日军逼近临汾，原先和萧红同行的萧军随民族革命大学撤往乡宁，而萧红却与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人随同丁玲的西战团去西安。后来，萧军奔赴延安，遇到回延安办事的丁玲和聂绀弩，又随丁玲他们到了西安。在西安，两萧决定分手，因萧军要去延安，于是萧红与端木蕻良结伴回武汉;两萧从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在丁玲的回忆里没有具体描述她和萧红交谈的内容，也未曾提及两萧之间那段不愉快的离异，或许这些都是丁玲有意而为之。然而，字里行间流淌着的感情却是真诚的、深沉的。对于萧红的处世为人、对于她的悄然离世，丁玲无法压抑自己的万千感情：她为萧红的坦然直率而惊讶不已，“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她为能有萧红这样一位女友而感到欣慰，“因为我们实在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她为自己不能劝说萧红去延安从事个人写作而后悔不及，因为延安“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许会使她更健康些”;她又为萧红的惨死而感到无言的寂寞，因而联想到在中国有才智有气节、能够耐苦而又不依赖于别的力量从事独立写作的女性是如此寥寥……
通览全文，我们不难发现风雨中丁玲不仅仅忆的是萧红，而且更多的是在抒说自己的感慨。或者说，因萧红的不幸身死诱发了丁玲内心复杂情感;或者说，丁玲是借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风雨中忆萧红》充溢着丁玲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情绪，令人琢磨不透。解读此文，须联系其写作背景。这篇散文写于1942年4月25日，距即将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不到一个月。此前，丁玲因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自己的《三八节有感》等杂文而受到批判，便回到文协。而国民党特务机关乘机把丁玲和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小册子，四处散发，造谣惑众。可想而知，当丁玲撰写《风雨中忆萧红》时，她的内心承受的压力是何等巨大!
《风雨中忆萧红》写得跌宕起伏、情真意切，字字句句叩击着读者的心弦。文章从四月的延安像江南一样下起细雨开始入笔，描写自己烦闷焦躁的心绪，不堪忍受细雨没完没了的折磨，而宁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作者设问自答，“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
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痛感到连寂寞的宁静都没有的阴霾，作者的心在阵阵抽泣，她的思绪沸扬，飞向死去的或正在受着难的天涯故人。
她想到雪峰是她的知友中最没有自己的人;她想到秋白“政治家——文学家”二重生活使他面对死亡不能免于申诉;她想到萧红真诚少世故却遗憾能彼此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太少。
丁玲还想起了死。但她从故人的死，醒悟到死对人对己都是莫大的损失。因为在这世界上还存着戮尸遗法。即使是未死的胡风还被人说是汉奸，更不必说已死者，它无须贿买这种无耻的人证。鲁迅的《阿Q正传》被人歪曲，萧红的《生死场》也难逃厄运。
轰轰烈烈的热闹已经成为过去，而现在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孑身困顿在窑洞的丁玲此时此刻，是多么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予的创伤，毫不动摇地存在着。丁玲的情绪从悲哀沮丧中走出，她相信，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给絮聒以回答。然而这阿底拉斯的力又来自于何方呢?丁玲惟有寄语死去的和未来的朋友们，以聊表自慰：“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中忆萧红》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它使我们读到了一个真实的“自我”，读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它留给读者是更多的感慨与回味：生活原来就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