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先生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对日本的文学艺术，以至生活习俗，有深刻的理解和广泛的兴趣;但是他极其憎恶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以及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抗日战争的八年，夏先生因年老体弱，困守在上海。1943年，他曾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审讯时他先声明：“我是中国人，在这样的场合，只能说中国话。”——严词拒绝使用他熟习的日语。这篇《钢铁假山》作于1935年，为的是纪念淞沪战役三周年。
供在文人案头的假山，一般是块形体玲珑的石头，配个紫檀或红木的架子，就成了一件雅致的小摆设。作者这座假山，却是块粗糙的半只手大小的钢铁片，非但称不上吉祥物，说出来会叫人发指，原来是从战场上拾来的日本炸弹残片。得之不费一钱，可是作者说在他屋里，数这座小小的钢铁假山最有重要意味。
再过半个多月就是“一二八”了，对着钢铁假山，作者想起三年前的四月初，日军才撤离战区，他和朋友同去江湾视察大半被毁的立达学园，打算尽快整修复课。在满目凄怆的江湾镇上，作者徘徊了好一阵：房屋都成了瓦砾堆，还有未及掩埋的尸体，炸弹碎片触目皆是。作者拾了一块回来，因为这确是钢铁铸成的“铁证”，日本侵略者杀戮中国人的“铁证”，同刽子手的屠刀一样，带着血腥气。这样一件惨痛的历史铁证足以提醒人们：日本军国主义是不会罢休的，“九一八”、“一二八”，还将一个个接踵而来。作者所说的最重要的意味，不就是这句话吗?
那天作者回家，取出这块一斤来重的弹片，放在案上摆弄端详，估摸那颗炸弹该有多大多重。它唿哨着自天而降，轰然一声，墙倒屋塌，血肉横飞，叫人连想也不敢想。弹片的裂面锋利如刀刃，是专为杀人而炼就的特种钢哩。作者这才发现，案面上已划出了好些伤痕，看来是得给它配个架子，可立刻觉得不妥：这样一来，无异于让崭新的历史铁证穿上了骨董的外衣，惨痛的刺激必将因此而减少，甚至真个成为供人玩耍的一件骨董。想到这儿，作者把弹片藏过一边，好随时取出来看看，作种种惨痛的联想。
没料到这回搬家，人多手杂，差点儿把这块弹片丢失了。作者思来想去，收藏在哪儿都不合适，结果还是给它配了个红木架子，当作假山供在案头。弹片上已盖遍了黄褐色的锈，凹突平绉更加明显，竟有点儿元明山水名家的笔意，客人见了没有不赞赏的。保存是没有问题了，不幸的是把它打扮成了骨董。作者说他想写些文字上去，减少骨董性，显出历史性，使它在人们眼中不仅是富有画意的假山。
写些什么呢?作者说，他不愿意在这严重的史迹上写诗作铭，弄轻薄的文字游戏，宁可老老实实，写几句记实的话。又说照例该用血来写，必不得已，就用血色的朱漆。“一二八”那天，他买来了朱漆，擦去弹片上的黄锈，在它弧形的那一面，认认真真写下他斟酌了半个来月的腹稿。放下笔来的时候他可能还在想：读了铁证上血色的证辞，想来不至于再有谁把它误成骨董，只当作小摆设来玩赏了吧!
有人说，就用写在钢铁假山上的几句“证辞”，做这篇文字的结尾，不是挺合适吗?话是不错，只要算算日子就知道无法办到：“证辞”是一月廿八写成的，怎么能给十八天前完稿的《钢铁假山》作结束语呢?可惜的是这几句惨痛的历史证辞，虽然用朱漆写在了钢铁上，结果仍然没保存下来。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八一三”，日本侵略军再度进犯上海。作者在炮火声中离开处在苏州河北岸的住所，什么都没带出来。如今只能在这篇文字中看到这座钢铁假山了，伴着作者当年面对这杀人铁证时的忐忑不安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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