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出去散步，走着走着又到了这里来了。
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在一个角落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旁边是一座毁了的楼房的空架子。屋瓦全震落了，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地悬在架子上。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
但是现在窗没有了，楼房快要倾塌了。只有园子里还盖满绿色。花还在盛开。倘使花能够讲话，它们会告诉我，它们所看见的窗内的面颜，年轻的、中年的。是的，年轻的面颜，可是，如今永远消失了。因为花要告诉我的不止这个，它们一定要说出八月十四日的惨剧。精致的楼房就是在那天毁了的。不到一刻钟的工夫，一座花园便成了废墟了。
我望着园子，绿色使我的眼睛舒畅。废墟么?不，园子已经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在那些带着旺盛生命的绿叶红花上，我看不出一点被人践踏的痕迹。但是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我回头看，没有人。这句话还是几天前，就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听到的。
那天中午我也走过这个园子，不过不是在这里，是在另一面，就是在楼房的后边。在那个中了弹的防空洞旁边，在地上或者在土坡上，我记不起了，躺着三具尸首，是用草席盖着的。中间一张草席下面露出一只瘦小的腿，腿上全是泥土，随便一看，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人腿。人们还在那里挖掘。远远地在一个新堆成的土坡上，也是从炸塌了的围墙缺口看进去，七八个人带着悲戚的面容，对着那具尸体发愣。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识的罢。那个中年妇人指着露腿的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以后从另一个人的口里我知道了这个防空洞的悲惨故事。
一只带泥的腿，一个少女的生命。我不认识这位小姐，我甚至没有见过她的面颜。但是望着一园花树，想到关闭在这个园子里的寂寞的青春，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搔着似地痛起来。连这个安静的地方，连这个渺小的生命，也不为那些太阳旗的空中武士所宽容。两三颗炸弹带走了年轻人的渴望。炸弹毁坏了一切，甚至这个寂寞的生存中的微弱的希望。这样地逃出囚笼，这个少女是永远见不到园外的广大世界了。
花随着风摇头，好像在叹息。它们看不见那个熟悉的窗前的面庞，一定感到寂寞而悲戚罢。
但是一座楼隔在它们和防空洞的中间，使它们看不见一个少女被窒息的惨剧，使它们看不见带泥的腿。这我却是看见了的。关于这我将怎样向人们诉说呢?
夜色降下来，园子渐渐地隐没在黑暗里。我的眼前只有一片黑暗。但是花摇头的姿态还是看得见的。周围没有别的人，寂寞的感觉突然侵袭到我的身上来。为什么这样静?为什么不出现一个人来听我愤慨地讲述那个少女的故事?难道我是在梦里?
脸颊上一点冷，一滴湿。我仰头看，落雨了。这不是梦。我不能长久立在大雨中，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
————1941年8月16日在昆明
《废园外》记述的是抗战时期昆明的百姓生活，也是作者于1941年在昆明期间听到、看到、感受到的一段真实“故事”。一次，昆明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一座精致的小楼被毁，一个长期居住在小楼内的美丽少女被炸死。文章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同时，也流露出对旧中国妇女命运的关注，充分体现了巴金式的人道主义精神。
文章的抒情层次是这样的：作者“晚饭后出去散步”，“走着走着”又到了他曾经多次来过的地方——“楼院”，牵起那不想言说的“往事”。那“往事”怎样?作者并未及时道出，而是转向对现实景物的描写之中：园内有“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角落里红花盛开，在震落了的楼房的空架子周围有破碎的瓦片，这景物有美有丑，有盛有衰。为何这样?作者也未说出，只是在描写现实的景色中隐晦地暗示出问题来：“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多么迷人!此时此景，作者联想到这些美好的花曾经是种在窗前的，也许有人留恋过花的美丽与迷人;也许有人曾面对花树产生过联想。但是，现实却是另一幅颓败的图景：“窗没有了，楼房快要倾塌了。只有园子里还盖满绿色。花还在盛开。”为何写花儿盛开?作者暗示的是此时园内的主人、美丽的少女的面颜消逝了，美被破坏了，中国人受到了非人道的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犯下了滔天罪行。所以，虽然“废园”里红花绿叶盛开，又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但是，留给作者的心灵创伤是无法弥合的，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创伤是不能忘记的。所以，此时此刻，作者还是会想起少女炸死时的惨状，听到“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的声音，花好但是现实却不好，美丽的颜面连同那善良的性格一同被破坏了。因此，作者的眼前只有“一片黑暗”和无法解开的凄凉，可以看出，巴金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有多么深沉。
《废园外》的意义不只体现在它的思想上，还在于它的形式层面上。从作品的结构艺术来看也是颇为新颖的，这新颖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抒情层次上，作者并未开头就说出“废园”的遭遇和少女的死去，而是采取由外到内的抒情方式来表达，先从抒情主人公在“废园”外的观察、感受写起，语句舒缓，娓娓道来，然后再一步步写出“废园”豪华的过去和因日本飞机轰炸而成为废墟的现实，使文章情绪自然过渡，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
二是在写法上，作者很注意形象的衬托作用。文中的客观对应物是“花”和“毁了的楼房”，主观抒情人物是作者，隐喻性主人公是少女。写“花”和“毁了的楼房”是情景设置，“花”是生命的象征，是美的象征，是少女的形象补充;“毁了的楼房”是凋敝和死亡的象征，也正是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象征，它们都为人物悲剧的产生作铺垫，这种强烈的反衬手法加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我”的存在是文章感情的过渡，对突出少女的悲剧命运起着重要作用，“我”实际成为了景物与人物关系的中介人，文章虽然没有正面描写少女的形象，但是通过环境渲染和“我”的叙述，少女的形象还是跃然纸上，这种结构方式是自然真实的，没有故弄玄虚、矫揉造作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