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很爱照相的。中学读书时，同学同乡，每年送往迎来，总是要摄影留念。都是到照相馆去照，郑重其事，题字保存。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一到村庄，对于学生，特别注意。凡是留有学生头，穿西式裤的人，见到就杀。于是保留了学生形象的相片，也就成了危险品。我参加了抗日，保存在家里的照片，我的妻，就都放进灶火膛里把它烧了。
我岳父家有一张我的照片，因为岳父去世，家里都是妇孺，没人知道外面的事，没有从墙上摘下来。叫日本鬼子看到，非要找相片上的人不可;家里找不到，在街上遇到一个和我容貌相仿的青年，不问青红皂白，打了个半死，经村里人左说右说，才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这是抗战胜利以后，我刚刚到家，妻对我讲的一段使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她说：“你在外头，我们想你。自从出了这件事，我就不敢想了，反正在家里不能呆，不管到哪里去飞吧!”
1981年编辑文集，苦于没有早期的照片，李湘洲同志提供了他在1946年给我照的一张。当时，我从延安回到冀中，在蠡县下乡体验生活，是在蠡县县委机关院里照的。我戴的毡帽系延安发给。棉袄则是到家以后，妻为我赶制的。当时经过八年战争，家中又无劳力，家用已经很是匮乏，这件棉袄，是她用我当小学教员时所穿的一件大夹袄改制而成。里面的衬衣，则是我路过张家口时，邓康同志从小市上给我买的。时值严冬，我穿上这件新做的棉衣，觉得很暖和，和家人也算是团聚一起了。
晚年见此照相，心里有很多感触，就像在冬季见到了春草春花一样。这并非草木可贵，而是时不再来。妻亡故已有十年，今观此照，还隐约可以看见她的针线，她在深夜小油灯下，为我缝制冬装的辛劳情景。这不能不使我回忆起入侵敌寇的残暴，以及我们这一代人所度过的艰难岁月。
孙犁在总结文学创作经验时说：“在中国，写小说常常是青年时代的事”，散文、杂文则“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青年人爱好文学，老年人爱好哲学”(《澹定集·答吴泰昌问》)。这番话颇为深刻，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爱好散文的读者不宜轻易放过。
青年时期精力充沛，富于想像，愿意在艺术虚构和结撰篇章上花费大量功夫。人老了，精力远逊从前，开拓新的生活领域也有所不便，但阅历既多，感受更深，诸凡世事沧桑、人生坎坷等各种生活片断，经过睿智的思考和感情的过滤，也会从胸臆间汩汩流出，化作一篇篇优美的散文，《新年悬旧照》就不失为这样一篇典范之作。
千万不要以为《新年悬旧照》篇幅不长，情节不复杂，用不着细细阅读和咀嚼。恰恰相反，它篇幅短小而包蕴深厚，抒发自然而曲折有致，正体现了作者炉火纯青般的艺术功力。“照片”在今日已走入千家万户，没啥希罕了，可是在几十年前的旧中国却大不一样，文章开头提到每年送往迎来时，总是要到照相馆去拍照，可见“照相”之难能可贵，拍好以后就“郑重其事，题字保存”，可见作者之珍惜有加。接着文笔陡转，引出了亲友因“照片”而险遭不测等情节，虽然着墨不多，而敌寇的凶险残暴已呼之欲出。稍后，作者引述了妻子的一番话对悲惨的往昔作了归纳，这番话不故作高深，不刻意形容，可是请你仔细想想：世上竟有以“不敢想”来寄托对亲人的“想念”，这是何等惊心动魄!面对我国广大农村妇女(从作者的妻子到《荷花淀》等小说中的水生嫂)善良纯洁的心灵，你难道不会油然而生崇敬之情?
散文后半部分转入妻子为自己缝制棉袄的由来和经过，行文仍然一以贯之，有抒发却不事夸张，有叙述却不作铺陈，枝叶不多而精髓全出。作者最后感叹道：“晚年见此照相，心里有很多感触，就像在冬季见到了春草春花一样。这并非草木可贵，而是时不再来。”这里引用了“春草春花”之喻，看似信手拈来，其实正是平中见奇，寓有无限感慨。“春草春花”自然是习见之物，对于广大“花季”青少年来说，更是不足为奇，可是对于老年——步入“冬季”的人来说，却是往事如烟，青春不再，任凭如何努力也无法重续旧情了。
总之，“年”是“新年”，“照”却是“旧照”，睹物思人、忆旧，几十年的聚散离合、动乱沧桑全都凝聚在这张照片上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