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教授谈：我们如何选择中国学生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康毅滨先生，负责该系在中国的招生工作，因此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教育的扭曲给学生带来的困扰。
　　“中国学生聪明，勤奋，但也迷茫，功利心比较重，妨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康毅滨认为。
　　什么样的学生被淘汰？
　　该系每年大约招收25名本科学生攻读博士，系里给我的“中国额度”是4个，而我收到的申请有七八十份，只有4%左右的“成功率”。每个“申请包”主要有这些材料：本科各科成绩单，托福和GRE的考分，个人陈述，以及推荐信。
　　真实鲜活的“陈述”是怎样的？有个学生是这么写的：他以前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才慢慢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生物。他申请转了系，尽管绝大多数人反对，又没有基础，读得有些吃力，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每一学期都会比上一学期进步一些。他的“陈述”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展示了一个人在寻找和实现梦想过程中的困惑和欣喜。第一轮筛选，我会从80份申请材料中挑出10～15名的“候选人”。
　　2月初开始电话面试。主要是看看英文口语能力、科研经历、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学生的一些背景状况。电话面试大约一个小时，45分钟说英语，15分钟用中文。就算英语不是特别好，学生还是可以完整地表达自己的。但大部分中国学生会把它看作一个“考试”，而不是一个“对话”，所以有些人会很紧张。我们要挑选的，是真的热爱科学、而且诚实的人。去年，我几乎是在申请截止前的最后一刻才收到了一个学生的材料，条件很好，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老老实实告诉我，虽然他很早就进实验室，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为什么，实验总是很不顺利。表面上看，他的科研并不成功，但我能感受到他的认真、诚实、努力，这已经具备了一个科学家、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
　　分数不重要？
　　分数很重要，但不是一个绝对因素。我认为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实力相差并不太远。录取与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我们系录取过一个河南的学生，家在农村，在电话和电邮里，我感觉到她为人谦和，没有一些被宠惯的尖子生的趾高气扬。
　　进入普林斯顿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困扰？
　　中国教育从小学——不，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狭隘的竞争意识，有些学生进入普林斯顿后，心太急，享受不了科学研究的乐趣，而把实验看作“计件劳动”，急于求成，一旦不如意，就垂头丧气。
　　中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对竞争的理解会很狭隘，认为把别人踩在脚下就是胜利，把别人压下去就是成功。在美国，成绩是一个人的隐私，不会公布出来，分数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他们提倡团队的合作，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竞争意识过强，就会缺乏团队精神，以自我为中心，容易在工作和生活中造成和他人关系的紧张。
　　多数美国学生比较有“公共意识”。实验室的垃圾，通常他们处理得比较多。生物系有许多做后勤工作的员工，包括老鼠房负责日常喂养的工人、运送实验用品的搬运工和收发员、打扫实验室的清洁工等。每年到了圣诞节，我所在实验室的美国学生会一起凑份子，每人出个五块十块，买个小礼物送给那些工人，以表示对他们平时工作的感激。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往往反映出一个学生从小所受的教育，以及将来他在事业上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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