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离去

     我的日常生活安排都是定好了的。早上起床洗好吃好后，先要把电子邮件清理一遍，然后读当天的报纸，然后锻炼，之后差不多就到午饭时间了。午饭后，我会出门去我在总统府的办公室，处理一些文件，然后开始写文章或者演讲稿。下午和傍晚，我有时候会有采访安排；在见完记者之后，我会找我的中文老师学一两个小时的中文。
　　好些年前我就养成了每天坚持锻炼的习惯。现在我89岁了，但是有事的时候我依然能坚持到很晚才睡，而且我走路完全不用手杖。我还记得30多岁的时候我多么喜欢抽烟还有喝啤酒。后来我发现烟抽多了，我在做竞选演讲时经常失声说不出话，于是我就戒了烟。那时候医学界还没有把吸烟和肺癌、咽喉癌等癌症联系在一起。后来的我对烟的味道可以说极其反感，这也让我自己很吃惊。30多岁时我就有了啤酒肚，那时候会客后从媒体发布的照片上我自己都能看到。
　　我觉得不能再那样下去，于是我开始打高尔夫球，想靠这个保持体形。但是后来我觉得高尔夫不管用，于是转而开始游泳和跑步。现在，我每天分三次在跑步机上面走，早上12分钟，午饭后15分钟，晚饭后15分钟，雷打不动。前几年我还能每天在晚饭前游泳20分钟，现在不行了。总的来说，如果没有严格自律和坚持锻炼，89岁的我应该不会有现在的精力了。
　　能活着很好，但是人终有一死。年轻的时候，谁愿意去考虑死亡？但是我已经89岁了，我必须要直面这个话题。我一直在想的是，我如何死去。我生命的终结是伴随着心脏突然停跳，还是长期卧床不起，慢慢耗尽？我当然希望来快的。
　　不久前我提前做了一份预先医疗指示，意思就是如果我有一天陷入那种必须插管维持生命而又不可能再恢复健康的情况，那么我的这份预先指示就授权医生为我拔管不再继续维持，让我能死得利索点儿。我和我的律师还有医生一同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名字。
　　如果我不签这个东西，那么将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医生会尽一切努力留着我一口气，这事儿我以前就见过太多。我小舅子当年就是在家插着管，他老婆身体也不好卧病在床，他靠着这个维持了几年之久。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医生和家属总是认为病人只要还有口气，能维持就尽量维持。对此我不同意。如果人总有一死，那么在我已经不行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死来得快一点；而不是弄根管子从鼻孔里插到胃里，人神志不清地像半植物人一样只剩下一口气。这样活着，无异于一具能喘气的尸体。
　　我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为了探索什么生命的意义，更不会对这个深奥的问题发表长篇大论，我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我做到了我想做的事情，而且我一直是尽力而为，所以我很满足，没有遗憾。
　　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叫韩瑞生，他是个非常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68岁就走了，很可惜，他还不老啊，但是他走的时候，真的没有一丝恐惧；他咽气的时候，他的牧师也在旁边陪他。作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他相信即使先死去也会最终和夫人在另一个世界重新在一起。我多么希望我也能和我夫人在另一个世界重新团聚，但是我不信会有这样的事。死亡对我来说，就是我不存在了，就像夫人过世后，我知道她已经不存在了（译者按：李光耀与夫人相伴63年，他夫人在2010年6月2日因病去世。）没有所谓的另一个世界，要不然那里早就人口爆炸了吧，呵呵。天堂有那么大，能装下全世界几千年过世的所有人？我完全不相信。
　　我身边那些曾经百般尝试让我信仰基督教的人后来都放弃了。我夫人也不信，她曾经有个学生时代就很要好的女同学，这个人信教信得不行，每次都劝我夫人也成为基督教徒。我夫人后来不理这个同学了，她说，这个人每次找我都是劝我信教，就没别的话题，真是太荒诞了。我想，即便真的没有来世，但是你得承认，特别相信有来世的人可能心里更有安全感。
　　现在的我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我现在已经不能下午两点顶着新加坡的太阳出去见选民，和大家握手聊天，亲亲抱抱那些小娃娃了。二三十年前这些事我都还能干，现在我彻底不行了。得尊重自然规律，人老了，身体每况愈下。有时候我的秘书得趁我会见间隙来问我，要不要取消下一场的安排，给自己点时间休息一下。有时候我会说，没关系，我休息个15分钟闭闭眼睛就好。可是有时候，我会说，好吧，取消吧，我累得不行了。即便我严格自律，健康饮食，坚持锻炼，我都是个走下坡路的老头子了，没有办法。
　　回头看，我今生最大的满足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虚度时光，我一直在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说到做到，让新加坡变成一个任人唯贤，人尽其才，没有贪污，各种族拥有平等发展机会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没有了我一样还能保持这些基本的东西，不会因某一个人在或不在而改变。我当总理之前，新加坡可不是这个样子。
　　在新加坡，我们的国家反腐败局守卫着这个清洁的系统。不管你来自什么民族，说什么语言或者信仰不信仰什么，只要你德才兼备，你就会得到重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新加坡能够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