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儿离家

　　我的妻子不是农村人，她一生受到的是和农村文化截然不同的教育，所以与乡村的文化和习俗，她是坚决地格格不入。每次回家，打算着初六返回，初二她便焚心地急。今年过年，我独自同孩子回了，长途客车颠到镇上时，我问孩子：“见了奶奶你怎么做？”
　　“让奶奶抱。”
　　“说啥？”
　　“说奶奶好，我想你。”“还说啥？”
　　“说妈妈上班回不来，妈妈让我问奶奶好。”
　　这就到了镇上。镇上依如往年，商店的门依然开着，仿佛十四年未曾关过。我拉着孩子下了汽车，四顾着找寻，除了夕阳的光照，便是摊贩收货回家的从容，还有麻雀在路口树上孤独的啁啾。没有找到我的母亲。
　　孩子说：“你不是说奶奶在车站接我吗？”
　　我说：“奶奶接厌了，不来啦。”
　　我牵着孩子的小手，背着行李从街上穿过。推开家门的时候，
　　母亲正围着那条围裙，在房檐下搅着面糊。孩子如期地高唤了一声奶奶，母亲的手僵了一下，抬起头来，欲笑时却又正色，问就你和孩子回来了？我说孩子他妈厂里不放假。母亲脸上就要润出的喜红不见了，她慢慢走下台阶，我以为她要抱孩子，可她却只过来摸摸孩子的头，说长高了，奶奶老了，抱不动了。
　　到这时，我果真发现母亲老了，白发参半了。孩子也真的长高了，已经到了奶奶的齐腰。我很受惊吓，仿佛母亲的衰老和孩子的长成都是母亲语后突然间的事。跟着母亲，默默地走进上房，七步八步的路，也使我突然明白，我已经走完了33年的人生。
　　我说母亲，“你怎的也不去车站接我们？”
　　母亲说：“知道你们哪天哪一阵到家，我就可以在家给你们按时烧饭了，不用接了。”说话时，母亲用身子挨着她的孙子，问：“在家住几天？”
　　我说：“过完正月十五。”她说：“半个月？”我说：“十六天。”
　　“当兵十多年，你还从没在家住够过这么长时间哩。”母亲这样说着，就往灶房去了，小小一阵后，端来了两碗鸡蛋面汤，让我和孩子吃着，自己去包了饺子。接下，就是帮母亲贴对联，插柏枝，放鞭炮。
　　鞭炮的鸣炸，宣告大年正式开始了。
　　夜里，我抱着睡熟的孩子陪母亲熬年，母亲说了许多村中的事情，说谁谁家的女儿出嫁了，家里给陪嫁了一台电视机；村里哪个人刚四十岁就得了癌症，话到这儿时，母亲看了一眼桌上摆的父亲的遗像。我便说娘，你独自在家寂寞，不妨信信什么，信迷信也行，同别人一道，不说花钱，来回跑跑身体会好些。
　　母亲说：“我都试过，那些全是假的，信不进去。”
　　两人当下无话，夜也深了。来日，我早早地起床，放了初一鞭炮，领着孩子去村里看了几位老人，回来时母亲已把我的提包掏空又装满了。
　　她说：“你明天领着孩子走吧。”
　　我很疑惑：“走？我请了半月假啊。”
　　母亲说：“你走吧，过完初一就过完了年，你媳妇在外，你领着孩娃回来，这是不通道理的。你孩娃和孩娃妈，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过年咋样也不能分开！”
　　我坚持着：“过完十五再走。”
　　母亲怒了：“你要是不孝子，你就过完十五走。”
　　一夜无话。来日母亲果真起床烧了早饭，叫醒我和孩子吃了，就提着行李将我们送往镇上了。
　　这个年，前计后算，也才满了一天，且走时，母亲交代，说明年别再回了，外面过年比家里热闹。
　　（谭西摘自《中原大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一个人的三条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图/罗海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