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思乡的时候，我们在思什么

所谓思乡，我观察了，基本是由于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是开始闹情绪。我注意到一些会写东西的人到外洋走了一圈，回到中国之后发表一些文字，常常提到饮食的不适应。有的说，西餐有什么好吃？真想喝碗粥，就咸菜啊。这看起来真是朴素，真是本色，读者也很感动。其实呢？真是挑剔。
　　我就是这样一种挑剔的人。有一次我从亚利桑那州开车回洛杉矶。我的旅行经验是，路上带一袋四川榨菜，不管吃过什么洋餐，嚼过一根榨菜，味道就回来了，你说我挑剔不挑剔？
　　我其实对世界各国的中国餐馆相当谨慎。威尼斯的一家温州人开的小馆，我进去要了个炒鸡蛋，手艺再不好，一个炒蛋总是坏不到哪里去吧？结果端上来的炒鸡蛋炒得比盐还咸。我到厨房去请教，掌勺儿表明“忘了放盐”。其实，是我忘了浙江人是不怕咸的，不过不怕到这个地步倒是头一次领教。
　　在巴黎则是要了个麻婆豆腐，可是什么婆豆腐都可以是，就不是麻婆豆腐。麻婆豆腐是家常菜呀！
　　看来问题就出在家常菜上。家常菜原来最难。家常菜天天吃，好像画牛，场面菜不常吃，类似画鬼，“画鬼容易画牛难”。
　　所以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思这些？因为蛋白酶在作怪。
　　与我的蛋白酶相反，我因为十多岁离开北京，去的又多是语言不通的地方，所以我在文化上没有太多的“蛋白酶”的问题。在内蒙古，在云南，没有人问过我“离开北京的根以后，你怎么办？你感觉如何？你会有什么新的计划？”现在倒是常常被问到“离开你的根以后，你怎么办？你感觉如何？你适应吗？”我的根？还不是这里扎一下，那里扎一下，早就是老盲流了，或者用个更朴素的词，是个老“流氓”了。
　　你如果尽早地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你就不太会大惊小怪。不过我总觉得，文化可能也有它的“蛋白酶”，比如母语，制约着我这个老盲流。
　　（乌啦摘自《常识与通识》作家出版社图/罗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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