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
1977年，纳博科夫的儿子在日记中写道：“在他（纳博科夫）死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中，我亲吻了他仍然温暖的额头——一如多年来我们之间的告别——泪水突然盈满了父亲的眼眶。我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他看到一只展翅飞舞的蝴蝶；他的双眼告诉我，他不再期望活着捕到它了。”
纳博科夫是个天才的小说家，但在他眼里，文学上才思泉涌的乐趣，比起在秘鲁山腰上发现一个未被描述过的蝶类的乐趣，实在不算什么。
对我来说，也有一个这样隐秘的乐趣——观鸟。
我第一次观鸟是两年前去巴西，在里约的观鸟园里看到各种动画片里才会出现的鸟类，比如巨嘴鸟，色彩饱和度强得像是海绵玩具，嘴部几乎和身体一样长，它似乎还没有熟悉自己的大嘴，缓慢地拱着食物。
最难忘的是进入一片高大的树林，光线暗得阳光透不进来，以为是树叶太浓密茂盛，结果我不小心发出声响，头顶一片哗啦啦的声音，光线骤然变亮，原来那不是枝叶，而密密麻麻全是鸟。它们像一块被魔术师猛然抽走的黑布，那种壮阔我终生难忘。
鸟类有种迷人的神气。我一次在伊斯坦布尔的高层酒店吃早餐，一只乌鸦如君王一样俯瞰着整个城市，仿佛在这座城市名为“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就敏锐地目睹着它的沧桑变化。
最近一次观鸟，是前往崇明岛东滩候鸟保护区观鸟。那天很冷，下了雨，却在保护区的芦苇丛上方看到盤旋飞翔的鸟，它们从阿拉斯加迁徙过来，鸟的迁徙是漫长而残酷的旅途，长达数月的迁徙往往让它们到达目的地时体重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
鸟为了承诺涉险而来，往往却要毫无准备地面临背叛：发现自己过去的栖息地已经不复存在。看鸟在生存中的困境会让我联想到人在恶劣的环境中的困境。去年我参加巴黎气候大会，去听了一个来自基里巴斯国代表的发言。那是一个绝大部分人没有听过的国家，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跨南北和东西半球的国家，这里最高的地方仅仅比海平面高两米，预计整个岛屿在三十年之后会被全部淹没。
发言的代表说自己只能在岛上，和其他居民一起，默默等待自己的土地、房屋、文化、民族认同、尊严感一起被淹没的那一天——作为最后一代基里巴斯人。
对于候鸟和基里巴斯的人来说，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环保支持者和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争论不休的词汇，而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说回观鸟，我在东滩候鸟保护区，看湖面上一只野鸭不断把头扎进水里捕食，从中获得了一种纯粹的快乐，仿佛自己也变成了鸭子，所有的虚荣和焦虑瞬间消失，回归了最简单的生命本质。
看鸟时，我想到一个故事。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是个著名的观鸟爱好者，他有一个同样身为作家的挚友华莱士。两人写作经历类似，同样才华横溢，华莱士却在2008年因为困扰多年的抑郁症而自缢。
华莱士死后，乔纳森·弗兰岑写道：“在他（华莱士）自杀前的那个夏天，我和他坐在他家的庭院里，在他一口接一口地抽着香烟时，我则无法把视线从周围飞舞的蜂鸟身上移开，并为他对此视而不见感到悲哀。那天下午，他吃下大量药剂后开始午睡，而我着手研究将要前去观赏的厄瓜多尔鸟类。我明白了，大卫无法摆脱的悲观情绪和我尚可自控的烦恼心情，其区别就在于，我可以在观赏鸟类的快乐中脱离自己，他却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