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
“吃了吗？”“吃了。您呢？”“还没呢。”“没吃回家吃去。”
这段对话被国人在嘴边嚼了无数个来回，还是像昨天刚在街头听到过一样亲切、家常，好像一出门，就要和趿着拖鞋从四合院那边过来的邻居小二来上一段似的。
与“你好”“你早”相比，这样的问候既人性化又生动，背后是一幅煤球炉子慢腾腾顶起开水壶盖、旁边高高垛着冬储大白菜的民间图景。
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永远在抨击今天的肉味。那时，味精的使用还控制在捏几粒的程度，鸡精尚未开发，方便面还是未知词汇，薯片之类膨化食品更是闻所未闻。这些“味霸”集体一面世，等于“味域”中诞生了高音C，人们的“味阀”升高，再吃什么其他的东西都觉得够不着那个调了。
真正的滋味克星就是滋味本身。“味阀”的升级如同盖楼，楼越盖越高，最后压垮了根基。舌“所能承受之鲜”有限，传说中上帝造人时恩准的食物是“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结核的果子”，无肉。
后代也许会纳闷，到处是蓬勃的减肥热潮，这边刚一吃完，那边就拼命在跑步机上消耗，祖先那会儿竟然见面就劝吃，大大地不可思议。
未来的对话会升级成另一个版本。胖嫂和胖叔相向走来，一侧身，准备让对方过去，这时对话开始：“吃了吗？”“吃了。您呢？”“还没呢。”“没吃回家也千万别吃，忍住啊！”
真是沧海桑田，时代巨变。高楼大厦算什么，计算机更新换代算什么，真正的变革就是这般润物无声。这意味着整个社会轰轰烈烈地跨过了小康，正在向小康之后隆隆挺进。
话说有个台湾朋友来京，见面寒暄吃饭一切按照严肃的路数进行，直到有一天，彼此越来越熟悉，他与我见面的招呼语竟然变成：“吃饱了吗？”
那一刻我几乎有点眼湿，亲人啊，骨肉啊！
虽然乐在心里，但还是有点警觉，道理简单，人家多了个“饱”字。不过，不管是吃着的，还是饱着的，终究都是一根藤上的瓜。
那个中国胃，才是龙的传人的根本老窝。如果一出生就改变食物结构，心的箭头立刻改向——美国的“香蕉人”就是绝好的证据。
话说起来很糙，但态度比较诚恳。思乡跟小时候舌接触的食物有关，而舌的背后则是“蛋白酶”。换句话说，就是豆浆油条馄饨这类特定食物把炎黄子孙紧紧地拴在了一条根上，让他们即使漂流到鲁滨孙的荒岛或坐进凡尔赛宫，仍会不断产生渴望消化这些食物的胃液。
这是实话。我“洋插”那会儿，不管周围同胞如何大谈长城、颐和园、王府井，都不觉得过瘾，唯独用最普通的白盘子端出几十只热饺子，立刻眼眶湿润，心中投降。那是母亲最常有的动作，那是我从小到大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时不受控于它的“蛋白酶”。无论吃多少意大利面和奶酪，只要一个饺子，就像电脑程序一样，一颗心立刻被驱动起来。
“蛋白酶”靠什么满足？靠舌。六根中，舌是实实在在的“首长”——只有它才“说”了算。舌面虽小，却像一个袖珍的摩洛哥，不同位置感受到的味道全然不同。品甜最好用舌尖，吃苦則要靠舌根，中间那一片是“海”，主咸。一粒糖精，放在舌尖发甜，放在舌根上则发苦，味都无定，何况人生。
比较其他几根，舌比较生猛。尤其是中国人的舌头，从小到大，虽然尺寸有限，但几乎都在餐桌上经历过无数次历练。
曾见过的最安详的舌，是在五台山。一尼托粗瓷钵，吃烧煳的米饭。我走近小声问：“这能吃吗？”她一脸的满足，笑曰：“吃饱就好，吃饱就好，不贪味的。”回家的火车上，我数小时望着窗外一语不发，心被那碗煳饭填得满满，回来好久好久不饿。
（张甫卿摘自《说话》工人出版社 图/辛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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