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
说来我好像从小就有离家出走的怪癖。
读小学二年级时，没有任何原因，只是一时异想天开，便策划了一次离家出走的行动。很多细节我都忘掉了，只记得那天我如常去上学，但书包里装的是两只我最爱的破布熊，还有一小块拼图——那是一幅台湾拼图中的“台中”那一块，上面只写了“合欢山”。
我还拉了我的一个喽啰一起“逃跑”。我记得他叫谢志道，糊里糊涂就被我这个玩伴拉了说：“我们去合欢山吧。”说来真是胡闹，我可能还偷了我爸妈一些钱，但我们两个小孩要如何搭车去台北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去台中，再从台中搭车去合欢山，这整个过程我完全没概念。
我们没出校园就被逮住了。某一堂课后，我们躲在了校园一处楼梯间死角的一个大箱子后面。上课许久，老师发现有两个小朋友不见了，便发动同学们出来找寻。
总之，莫名其妙地出了这件事，我被我妈揍了几下。她平日很少揍我，一般都是我爸出手，但这事儿她不敢让我爸知道，我爸知道会把我揍个半死的。但我想，我妈心中应该有一种疑惑的伤心吧——这孩子对父母有多不满，为何小小年纪就想离家出走？
很多年后，我长大了，读了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才明白可能人类潜藏着一种想去远方的无名冲动。我小时候的台湾社会相当封闭保守，或者说是我们生活的那个永和小镇过于平静，我总幻想着打破这种平静，去探求外面新奇魔幻的世界。
其实，后来在许多个放学途中，我都在蛛网状的永和小巷弄里穿绕。那时还没有起楼房，都是黑鱼鳞瓦的日式房屋以及墙头探出桂花、杜鹃花或木瓜树枝的人家。我脑海中是不是也常浮现离家出走的想法？我只要在某处拐角走跟平时相反的路线，会不会走进另一个世界？
我也常在午休时趴在教室课桌上，因睡不着而浮想联翩，幻想世界遭受外星人攻击，全部的人像木头人一样静止不动，时间被冻结了，只有我意外地成为唯一一个不受这种攻击影响的人。我可以任意进面包店拿我爱吃的放了樱桃的巧克力蛋糕。说起来，一个小孩对无限自由的想象，真是贫乏得可怜。
高中时，有一段时间，我交了一些“坏朋友”，抽烟、打架、鬼混，在我父母眼中就是學坏了。有一次，我和几个哥们儿闯了祸，勒索了一个我们觉得很“叽歪”的肥仔。这件事后来被教官发现了，教导处要给我记大过。我父亲是个很正直的人，他本身就是老师，我做这样的事他肯定觉得丢尽了我们骆家祖先的脸。于是，我就和一个哥们儿一起离家出走，我们先去找同学借了1000块钱（新台币），仓仓皇皇搭火车南下，当时想到南部找个工厂做工，有一天闯出名堂再衣锦还乡。
我们坐车到苗栗，在一间小旅馆住了一夜，钱就不够再往南走了。于是这个哥们儿打电话给他的一个笔友，向她借了1000块钱。那是个新竹女中的女孩，于是我们又搭车到新竹跟这个他从未见过面的女生拿钱，再继续南下。然后，我们在彰化投奔一个朋友的朋友，他说会帮我们找工作。但才待了一晚，我那个哥们儿就想家了。最后，我们灰头土脸地返回台北，结束了这次莫名其妙的离家出走。
那趟旅程中，我们穿着卡其布制服，背着书包，在火车站或客运站等车，那画面就像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或贾樟柯的《小武》，那么灰暗、凌乱、贫乏。
很奇怪，等长大了，真的离开家了，却又别有一番滋味。父亲10多年前过世了，母亲后来也老了，一直在逃离的那个家，最终也就变成了幻影。可能还是对不可知的世界充满憧憬和幻想，因此总想不惜流浪去看看。然而在长时间的漂流后，怕了那些随波逐流的渺小和易碎，就又渴盼有个家了。
（宇涵摘自《南都周刊》图/孙小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