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半年大学毕业时，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先不工作，用一年时间做公益。
做这个决定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在大学里就一直参与公益活动，这种实践对我的心智健全和人格完整帮助很大，我愿意去经受更多；二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一个即将消失在历史中的边缘老年群体，我们是在和时间抢人。
比起做决定所经历的一番挣扎，更困难的是怎样说服家里人同意。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辛辛苦苦供我读了十几年书终于毕业，我却不立即去工作赚钱，而是跑去做这种事。
第一次和爸爸沟通，当我说这份工作只能提供基本的生活补贴后，他表示了坚决地反对，撂下一句：“你过年总得买点礼物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吧？”然后就挂掉了电话。
我拿着手机愣在原地，感到铺天盖地的委屈：为什么他们考虑的只是钱？为什么不能看到我的成长，不能理解我要做的事情？
自此，我与家人陷入了一场长久的拉锯战。家人的不认可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我一度陷入了抑郁的状態。
这场冲突，以我从心理咨询室出来后号啕大哭着给家里打了一个掏心掏肺的电话而结束。我不再尝试解释，而是直接告诉家人，我想要自己做主，也希望他们真正把我当作成年人看待。终于爸妈妥协了，我如愿以偿。
在得到父母许可后，我开始了公益全职工作。然而，我低估了这条路的艰辛。即使没有对漂亮衣服和化妆品的需求，我的收入也只是刚好能够在广州生活。特别是跟身边的朋友对比后，我一开始有些落差，但毕竟自己喜欢，也是自己所选，我很快调整过来，全心投入其中。
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工作三个月后，家里突然传来消息：爸爸摔断了腿，一年内无法正常行走，而妈妈要照顾他，不能工作了。在担惊受怕和难过悲伤稍微平复后，我想到，家里这一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爸爸的手术和后期治疗需要好几万，弟弟每年还要好几万的学费和生活费。
不得不说，我蒙了。一开始做出公益间隔年的选择，我也考虑过家里的经济状况。但我一直认为，即使家里把多年的积蓄都用在了建楼房上，但父母亲都还能工作，这个家还是可以正常运转的。然而此刻我却忍不住想，假如我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家的抗风险能力不至于这么低。
我火急火燎地请了假奔赴回老家的医院，一边夜以继日地照顾父亲，一边处理工作上的琐事，实在令我有些焦头烂额。
有一天，我坐在爸爸的病床边陪他聊天，他突然抬起头看着我，慢慢说道：“如果以后，你想把你的工资寄一些回家，我就帮你存着，等你结婚用。”
不知道爸爸为什么突然说出这些没头没尾的话，我愣了一会儿，不知道回什么好，“哦”了一声，便转过身去给他盛汤。
晚上照顾完他睡下之后，我躺在临时病床上。医院里十分安静，只有走廊里青白色的灯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我想着今天爸爸说的话，慢慢地像抽丝剥茧一样，看到他话里的核心。
他是在告诉我，这个家的经济压力不需要我来承担。他是在告诉我，即便家里花了很多钱供我上大学，目的也不是叫我赚钱拿回家。他是在告诉我，即便我任性地选择了违背他们期待的一条路，他依然不会责怪我。
明明这个时候，最有理由责备我的也是他，偏偏他却还顾着我的感受，猜到了我此时的愧疚。想着想着，泪便不停地涌出。
爸爸出院后，我又回去工作。省吃俭用之外，我挤时间写文章投稿，主动承担起弟弟在大学里的生活费。我想要成为家里的依靠，并且想要凭自己的能力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我会在完成公益间隔年之后，认真找一份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我要努力在自由与责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除了父亲受伤时没能及时赶回照顾外，我从未后悔过公益间隔年的选择。在毕业时，我放弃了一条安稳的顺其自然的路，有很多隐藏的矛盾暴露出来，我也因此得以看清了内心的恐惧和爱。而我将更有勇气走未来的路。
（林冬冬摘自《南都周刊》 图/张艺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