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是我的同事，好夸夸其谈，他说的话总得打个折扣听，又是个毛躁的小伙子，干事情大大咧咧，什么事情想到就做，不计后果，大家常常要给他揩屁股。主任总要我们盯着点儿他开的医嘱。你批评他治疗有问题，他向来不觉得不好意思，反而一定打破砂锅问到底，要弄明白他到底错在哪里，自称不耻下问。
有时挺讨厌他的，但他是个好人，热心肠，凡是觉得对病人好的治疗都竭力动员病人配合，病人难免质疑他的用意，他也不介意，说日久见人心。两下一抵消，睿还是一个挺讨大家喜欢的大夫。
他家就在郊区城乡接合部，父母开了个农家乐，生意挺红火。那一年他小孩过10岁生日，当地人的规矩要摆酒，刚好又是中秋节，他就请同事们去他家农庄玩。
吃饭的时候，他父亲陪我们，主任请他喝酒，他父亲摆手拒绝，说有病不能喝酒。都是医生嘛，就随口问：得了什么病？老人家突然激动起来，一指睿说：“主任，别说我是他爸，没错，他的命是我给的，但我的命也是他给的呀。”
原来12年前，老人肚子胀，检查发现是乙肝导致的肝癌，已经不能切除，医生不建议放化疗，效果不好，肝移植供体也等不到。去了本地几家大医院，包括肿瘤医院，都没有好办法。
睿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拼命上网查外国文献，看到有药物治疗结合介入治疗的报道，便去医院跟医生谈。那时肿瘤的介入治疗还不是成熟技术，医生实话实说：也没有多少把握，反而可能导致病情恶化。
睿不死心，回家跟父亲谈，说：“你花了那么多钱供我读书，就是等现在这一刻，我宁可你治死在我手上，也不愿意你被病活活拖死。”
话说得挺残忍，不过反过来说，有其子必有其父。老人跟睿一樣是性情中人，当即拍板：这条命交到儿子手上了，随睿怎么治疗。
睿反复跟医生沟通，制定了治疗方案，签了生死状，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治疗过程。一年、两年、三年，睿父亲的肿瘤逐渐缩小，最后居然消失了，老人多活了这么些年，肿瘤科医生说：这是个奇迹，但只是个例——也就是说，不可复制。
睿讲得眉飞色舞、得意扬扬。大家静静地听，他父亲则一脸欣赏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睿的话，我们都心中有数，他肯定有夸张的成分，可这一次没有人反驳他、怀疑他。听完，主任拍拍睿的肩膀，对他父亲说：“老哥，你生了个好儿子啊。”举起酒杯，对睿说：“来，我们敬你一杯酒，你是个男子汉。”
我有时想起这件事，会想：在我们的治疗中，有时是否也需要这样的勇气和胆识才能战胜病魔呢？再一想：也许，这样的主，只能是父母子女做，亲如夫妻恐怕都不行，更不用说是萍水相逢的医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