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河南项城，曾有两家大户，一袁一张。1898年，张伯驹出生在书香门第张家，7岁那年，他被过继给伯父张镇芳。张镇芳是光绪进士，当过河南总督，在天津创办了盐业银行，位高权重，财运亨通。张伯驹到天津后，锦衣玉食，他也没让张镇芳失望，聪颖好学，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家里人想让他做军官，然而，看到军阀内斗，发觉政治风云竟如儿戏，张伯驹认为做军人简直是自辱，毅然脱下军装，从此在家写诗作画，看戏唱曲。
30岁这年，父亲安排他打理银行，他却每日闲散读书，而只要看中的字画，再贵也要买。为了收藏名品，一掷千金。生活上，他却极为素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常年一袭长衫，出门从不讲派头。与遗老相交，却不酸腐；与阔公子为友，却不沾染纨绔习气。他的志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名士。
一开始，张伯驹豪掷千金买字画，是满足个人情致。当他知晓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民间，又被倒卖到国外后，内心的忧愤便越来越重。
那一年，听说溥儒要将《平复帖》转卖，张伯驹坐不住了。溥儒是恭亲王之孙，手上有大量字画珍品。此前，他曾将国宝级的《照夜白图》倒卖给英国人，气得张伯驹直跺脚。这次的《平复帖》，是西晋文人陆机的真迹，有1700年历史，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手迹，素有“中华第一帖”之誉，上面盖满历朝历代名家印章。其文物价值，自不用多言。如果流失海外，必成千古之恨。
这幅字画，溥儒要20万大洋，张伯驹只能作罢。时至1937年，张伯驹得知溥儒母亲病危，正是缺钱的时候，二话不说，借出一万大洋。最后，张伯驹以4万大洋购得《平复帖》，成功将这件重量级国宝留在了中国国土上。
此后，张伯驹陆续收得李白真迹、杜牧手卷、黄庭坚书法等十多卷珍品。他将京津两地的几处房产出售，只为买下这些珍贵的古字画。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古董商马霁川正在出售一件非同寻常的“东北货”，那就是《游春图》。《游春图》运笔精到，意趣无限，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当时，故宫正在收购民间珍品，张伯驹听到消息，希望故宫出面购买，如果经费不足，愿代周转。可是马霁川开出天价800 两黄金，故宫只能望画兴叹。
听说马霁川准备将画卖给洋人，张伯驹多方奔走呼吁：“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马霁川有点怕了，便说：“220两黄金，有钱来拿！”
为凑钱，张伯驹只好卖了弓弦胡同的宅子。要知道，这宅子可不一般，原为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模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建造，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名宅。马未都曾说：“这宅子搁在今天，光拆迁，就得一个多亿。”
谁知，拿到黄金时，马霁川又借口成色不好，“还要再追加20两，否则我就卖给别人了”。张伯驹只好回家央求妻子变卖金银首饰，终于将《游春图》收入囊中。后来，南京总统府派人来京，愿以500兩黄金人藏《游春图》。张伯驹复函称：“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为了一件件国宝，张伯驹倾家荡产，宁死不卖。谁能想到，1956年，他决定将平生所藏，尽数捐献国家，其中包括《平复帖》《游春图》、杜牧手卷、范仲淹手卷等8幅一级珍品。这8幅字画，都是上上极品，即使在当时，每一幅也都价值连城，文化价值更是不可估量。因此学界有称：“张伯驹一个人的捐赠，就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的半壁江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时至今日，这些捐赠依然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很多人问张伯驹，为什么要无偿捐献？他说：“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在张伯驹眼中，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吾族文化居世界之先位，真可睥睨外国。这些文物首先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花多少代价留下来，都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