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我的读书经验》原文阅读|主旨理解|赏析|读后感
曹聚仁
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学请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后来还出一本专集。我约略翻过一下，只记得还是“多读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懒得翻下去。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悔当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看；提起笔来，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
记得四岁时，先父就叫我读书。从《大学》、《中庸》读起，一直读到《纲鉴易知录》，《近思录》；《诗经》统背过九次，《礼记》，《左传》念过两遍，只有《尔雅》只念过一遍。要说读经可以救国的话，我该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那时候，读经的人并不算少，仍无补于满清的危亡，终于做胜朝的遗民。先父大概也是维新党，光绪三十二年就办起小学来了；虽说小学里有读经的科目，我读完了《近思录》，就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我仿读史的成例，用红笔把那部教科书从头圈到底，以示倾倒爱慕的热忱，还挨了先父一顿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读《看图识字》，那上面有彩色图画；趁先父不在的时候，我就抢过来看。不读经而爱圈教科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读经”“存文”义法看来，大清国是这样给我们亡了的；我一想起，总觉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统复辟，我也颇赞成。
先父时常叫我读《近思录》，《近思录》对于他有很多不利之处。他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注。《近思录》上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种种不同的说法，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是贤人的话，有那样的不大同；最疑难的，明道和伊川兄弟俩也那样不大同，不知偏向那一面为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地方他是说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觉得很惊讶；我从《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不驯的记载，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既不便说朱子说错，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从杭州买了《王阳明全集》回来，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谁是谁非，实在无法下判断。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陈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辩为人们所爱好，亦以此为人们所嘲笑，说他是“白痞”。他告诉我们：“尧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很爱听；第二天，我特地去问他，他却又改口否认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姓朱的；他说他的祖先朱××于太平天国乱事初起时，在广西做知县：“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还告诉我许多胥吏捏造人证物证的故事。姑夫虽否认孔孟捏造尧舜的话，我却有点相信。
我带着一肚子疑问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去读书，从单不庵师研究一点考证学。我才明白不独朱熹说错，王阳明也说错；不独明道和伊川之间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与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独宋人的说法纷歧百出，汉、魏、晋、唐多代亦纷纭万状；一部经书，可以打不清的官司。本来想归依朴学，定于一尊，而吴、皖之学又有不同，段、王之学亦出入；即是一个极小的问题，也不能依违两可，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的。姑夫所幻设的孔、孟捏造尧、舜的论议，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找到有力的证据，而岳武穆跋扈不驯的史实，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得了确证。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为断，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戴东原语)信古总要上当的。单师不庵读书之博，见闻之广，记忆力之强，足够使我们佩服；他所指示正统派的考证方法和精神，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我对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灭期毕竟到来了。“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潮，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文学哲学社会……的名著翻译，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在整理国故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讨论，也把从前康有为手中带浪漫气氛的今文学，变成切切实实的新考证学。我们那位姓陈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独有康有为证明于前，顾颉刚又定谳于后了。这样，我对于素所尊敬的单不庵师也颇有点怀疑起来。甚而对于戴东原的信仰也大大动摇，渐渐和章实斋相近了。我和单不庵师第二次相处于西湖省立图书馆(民国十六年)，这一相处，使我对于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样的渊博，却又那样地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他是和鹤见祐辅所举的亚克敦卿一样，“蚂蚁一般勤劬的学殖，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虽从他的讲义录里，也不能寻出一个创见来。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省立图书馆中还有一位同事——嘉兴陆仲襄先生也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上一代那些读古书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Kunt)，他能那样的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
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
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
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
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
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
“爱惜精神，
莫读古书！”
曹聚仁先生学贯古今，以杂文享誉文坛。《我的读书经验》这篇散文是他回顾自己读书生活感受的名作，从内容看，对后学确有相当的教导意义。
文章一开头就显示了作家诙谐的笔锋，他对谈读书经验好有一比，说“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因为自己对读书经验之谈的东西不感兴趣，所以别人让他来谈自己的读书经验，便也感到“提起笔来，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这一段文字幽默讽刺而又洒脱从容，既不做作也不油滑，表现出练达的手笔。
接着作家开始回顾自己幼年的读书生活，“不读经而爱圈教科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这反映了深受旧学熏染的他对新文化的追求。文章中有一段笑谈：“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读经’‘存文’义法看来，大清国是这样给我们亡了的；我一想起，总觉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统复辟，我也颇赞成。”新文化于近代史上的进步影响，在作者似乎很轻松随便的叙述中得到强调，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作家的旧学功底很厚，这得益于他的父亲和老师，但作家对长辈的教诲也有不解之处，看到他们也经常自相矛盾。进而发现古书上也是说法纷歧百出，“一部经书，可以打不清的官司”。所以就有了诸如“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信古总要上当的”之类的感受。“五四”运动以后，读书人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作家而言，就是“对于素所尊敬的单不庵师也颇有点怀疑起来。甚而对于戴东原的信仰也大大动摇”。作家谈到自己的老师时说：“他是那样的渊博，却又那样地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他批评老师“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他说：“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Kunt)，他能那样的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这里，两种治学态度的比较，保守的和进步的方法，都揭示得一目了然。
在谈了一些读书经历和感受之后，作家实实在在地总结了三点经验。文章是以事实来证明这三点的客观性，具有作家的杂文写作特色。但文章的思辨色彩并不重，在回忆往事时深怀感情，表现得也十分生动。最后结尾处，作家嘱咐青年：“爱惜精神，莫读古书！”明确说明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这在我们今天文化的发展看，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并不能绝对化，无论是什么样的书，只要持有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总会有所收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