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京戏《四进士》，至宋士杰“一状告坏两员封疆大臣”之后，却以“百姓告官”之罪，被判“发在边外充军”;于是他唱了一段西皮摇板：“宋士杰当堂上了刑，好似鱼儿把钩吞……”;有谁不感慨系之者乎?
这感慨，内容是复杂的;我同许多人谈过，有各种各样。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几个封疆大臣真可恶，宋士杰把他们“告坏”了，正义因而得以伸张，这是应该引以为快的。
对于宋士杰本人，观感就分歧了。有人说他值得同情，就因为他替命苦的异乡人鸣不平，不为“四十大板”所屈，正义感和斗争性极强，在旧社会是难得的。另有人不以为然，说，宋士杰虽有正义的一面，但其本身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他“办事傲上”，就不对;他对“看堂”的和丁弹等人的态度，显得狡滑而刻薄;他明知拦舆喊冤，要挨四十大板，却不预先交代，叫杨青去代递状子，也就是代挨四十大板，还说是“干父把他的见面礼”，嫁祸于人，自鸣得意，尤其可恶;何况，他的告状，不全是为杨素贞伸冤，还夹杂对道台大人将他撤职一事进行报复的个人动机在内，严格说来，不能算是正义感;至于他在店房内偷拆田伦的书信，则是犯法的行为——这样的人，值得同情么?
这后一种意见，分析问题，面面俱到，不是“抓住一点，就肯定或否定问题的本质”，大有助于思想方法的提高。然而，这里也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正义究竟应该由谁来伸张;尤其在旧社会?
在旧社会，不知道有没有毫无缺点的完人?倘有，那么，这类人自然是有伸张正义的全权的了;但我以为未必有。小说上的“侠客”、“义士”，似乎是以伸张正义为专职的，他们本身有没有缺点呢?恐怕也还有。倘说，有缺点和错误的人就没有伸张正义的权利，那么，我怕许多正义是不会有伸张的机会的了。《四进士》里，受迫害的杨素贞，也许还是有缺点的，即使没有，但她太弱，虽有权而无力给自己伸冤。当杨素贞为流氓所追逐的时候，偌大一个信阳州，没有缺点和有缺点的人又都不来管她。宋士杰看到了这一点，就奋然说：这件事情，我宋士杰不管，还有谁来管!?他挺身行动起来了，终于使有关杨素贞一案的是非得以弄清。据我想，至少在得救的杨素贞本人，是不但同情而且感激宋士杰的，她决不会因为看到“干父”的种种缺点，而说他没有权来管她自己的事情的。
按院大人毛朋，对于宋士杰平日的操行并不审查，偷看书信的“剁手”、“挖目”之罪也饶过了，就宋士杰所告一事本身作了判决。这似乎是抓住了问题的要点。但最后的宣布“百姓告官，本当问斩，念你年迈，发在边外充军”，则暴露了封建制度的本质。
《十五贯》里的况钟大人，不但使我们同情，而且还让我们学习他;这是因为，在戏里，他的确没有暴露任何缺点。《四进士》的作者，偏偏要暴露宋士杰的这么多的缺点，不把他塑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义士”，我不知是什么用意，但我觉得，这倒更切合现实，更使戏剧本身生动，也更使有些人对宋士杰发生同情。《红楼梦》里，不是写的黛玉的很多缺点，宝钗很多优点么?但一般的读者，也同宝玉一样，同情的总是黛玉而不是宝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从主要之点来看问题的;而艺术家，也是通过主要之点来反映问题的实质的。
但就是在同情宋士杰的人们中间，态度也是不一致的，有一次，我在戏院里，旁听到一对夫妇的争论，最后是女方说：“宋士杰的行动尽管是正义的，可是毕竟自己吃了亏，几乎落到杀头、充军的结局，这太险了;你要是这样干，我决不同意。”看来，她是拥护宋太太最初的立场的，宋太太不是说过么：“你这老头子，因为你好管闲事，将你的衙门差事都革掉了，今日又要管人家的闲事啦!”不以为然。然而，就是宋太太，后来也拿起棍棒出去“管闲事”了。
可见，“正义”这个东西，它的处境是很复杂的;它在遭到压制，要想伸张的时候，却会遇到“不完全等于无”的问题，以地位为转移的问题，以利害为转移的问题……时常只好重新缩头。
法国的巴斯加尔有一句话：“可笑的是，被一条河限制住的正义，在比利牛斯山这边是真理的，到那边就成为错误。”这里的“河”，我猜是指那凯撒被禁止通过的卢比贡河。在旧社会，限制正义伸张的河也真多，除了上面所说的“不完全等于无”的河，地位的河，利害的河等等，还有许许多多。
因此，《四进士》那样的戏，在旧社会，为什么那样受欢迎，是不难理解的了。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正义的处境，已经根本起了变化;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未必全部都已彻底解决了。
(1957年《戏剧报》第8期)
赏析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衙人审事，当区分大节小节、主流支流，“不以一眚掩大德”，不教一叶障泰山，这是很普通的辩证法常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借小节否定大节，以支流掩盖主流，对英雄模范人物求全责备，致使好人难做，正义莫伸的现象却不罕见。于是，老作家徐懋庸借题发挥，通过一出传统京剧中某个人物所引发的观感，道出他对这一社会现象的见解。
前三节乃文章的“缘起”，主要介绍对剧中人物宋士杰伸张正义行为的观感分歧(着重于指责派的观点)，并很自然地引出了话题：在旧社会，正义究竟应该由谁来伸张?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有无伸张正义的权利?
话题亮出之后，文章该如何做下去;作者既没有摆开架式、引经据典，像某些思想评论那样去进行逻辑论证;也不似通常的杂文写法，借宋士杰这个“由头”触类旁通，生发开去。而是用随意挥洒的笔墨，从一个侧面，仅就宋士杰这个人和他打抱不平这件事，娓娓说出他的“感慨”。
从第五节起，文章用层层剥笋法对问题展开剖析。首先指出旧社会“未必有”毫无缺点的完人，顺此推出“倘说，有缺点和错误的人就没有伸张正义的权利，那么，我怕许多正义是不会有伸张的机会”，这是第一层意思。且以杨素贞和按院毛朋都没有去计较宋士杰的缺点为例说明。接着，又把宋士杰同别的文艺作品中“没有暴露任何缺点”的人物作比较，从而肯定前者“更切合现实，更使戏剧本身生动，也更使有些人对宋士杰发生同情”，这便是第二层意思。值得一提的是，此处除紧扣上面的话题外，还揭示出文艺创作的一条“戒律”——“高大全”不足取。随后，作者再从同情派人士中，挑出虽肯定宋士杰行为正义，自己却无意学习的自私态度作含蓄的批评，并归纳出一段精辟的议论：“可见，‘正义’这个东西，它的处境是很复杂的;它在遭到压制，要想伸张的时候，却会遇到‘不完全等于无’的问题，以地位为转移的问题，以利害为转移的问题……时常只好重新缩头。”这无疑是作者最深切的感慨，也是全文的“笋心”。至于引述巴斯加尔的话以及点出《四进士》受欢迎的两小节文字，自然是为了补充和强化这段议论。
篇末那一小节，暗示出行文的真正动机：谈戏说古，皆为表皮;讥讽时弊，才是实质。
这是一篇谈论体随笔。款款叙事，娓娓析理;叙议融为一体，情趣理趣皆备。且结构舒展从容，笔调朴实自然，显出老作家精深的文思和娴熟的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