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荪同志：
四月三十日手书奉悉。
前信嘱为大作《记风雨茅庐》(恕我已忘原名)作序，我因为和郁达夫先生生前并无什么交往，他又是文坛前辈，由我以后学身份为此书写序，非适当人选，曾以此意奉报恳辞，我说的是实情，也可以算是“瓣香之诚”。而你以为是谦词，意在婉却，又历举古来后生为先贤作序之例，以不愿“阐幽彰潜”见责，这实在是一种误会。但我之所以不欲从命，的确也另有些秘而不宣的意思，如果你认为说话不妨直率，我也可以推诚相告。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而现在借回忆或悼念之名，攀龙附凤，甚至虚构造作，藉以招摇的风气很流行，已经使识者齿冷。我避嫌不遑，更不想参加这种合唱。——我过去也写过不少涉及前辈或名流的文字，但我一定把彼此的地位关系说清楚，决不含糊混充，拉平身份，故示亲昵，以蒙骗青年或不明真相的读者。
但我这个话，并不是指你和大作而言。我对达夫先生很景仰，不仅因为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尤其为他埋骨南荒的英雄行径和悲壮结局所感动。评论界过去狃于“左”倾成见，对达夫先生不但评议失当，而且多所误解。深入研究，提供资料，还其本来面目，义不容辞。我是浙人，达夫先生移寓西湖后，你和他有过从，我曾有所闻。读《记风雨茅庐》所述，材料实在，凿凿有据，也没有什么卖弄玄虚的迹象，读来感到翔实可信。人之相交，各有因缘，名士伟人，也不例外。如确曾亲炙者，不论深浅，只要不是志在自炫，自可各以所知，本着诚实谨严，忠于历史，忠于自我的精神，为一得之贡。就此而论，那么大作自有其不可顶替的价值，似乎大可不必请旁人作序，聊资点缀;写得不好，更成蛇足了。
如果你认为这些意见可聊备一说，可以附骥大作之末，那么我也不反对。此请
久安!
柯灵
1983年6月26日
《柯灵杂文集》
赏析黄萍荪写了一本回忆郁达夫的书，两次函请柯灵为之作序。这是柯灵的第二封复信。谈了不愿作序的原因和对该书的印象。文字不长，却相当深刻、精妙。
何以不愿为该书作序呢?文中提到上次复信说是出于“瓣香之诚”，意即对前辈的尊重。这第二封信才进而说出了也为避免“攀龙附凤”之嫌。我们知道，巧借回忆名人以“沽名获利”者古已有之，然而于今尤甚，正如作者所说不惜虚构造作，而且已经成了文学界的流行风气，令人感到“齿寒”。因而尽管对郁达夫十分敬重，书的作者又是自己的朋友且两次恳请，却始终不愿参加这样的大“合唱”。于此可见作者的情怀可是怎样的谦虚、恬淡，而对“攀附”之恶俗又是何等的深恶痛绝。
那么对前贤、名人的回忆或悼念的文章竟该杜绝吗?而且黄萍荪的这本书也是为了“沽名获利”吗?不然。作者说自己对郁达夫这样的新文学先驱素来景仰;对他死的悲壮且又埋骨南荒的结局十分感动(文中四次提到郁达夫，也四次称为“先生”);由于“左”倾对郁达夫造成的偏见、误解，自己也恨不能立即纠正过来;对郁达夫进行深入研究，还其本来面目乃是义不容辞的任务。而黄萍荪的书也正是这样“材料实在，凿凿有据”、“忠于历史、忠于自我”的著作，而绝非“虚构造作，攀龙附凤”之举。故而文章最后说：“如果你认为这些意见可聊备一说，可以附骥大作之末。”因为，这样做，既表达了对郁达夫之“思”，也肯定了该书之“功”，又避免了参与大“合唱”之“嫌”，还体现着对流俗之“恶”。淡然一语，四全其美，真是妙极!然而不论对友人还是对著作，除表示了一个“实在”的印象之外，竟无只言片语相夸赞。真正的实事求是，全无世间半点俗气!
读过该文，不由想起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正直文人的情操，如：是非分明，不慕荣利，襟怀磊落，浩然正气，等等。当然这里对此有了发展，甚至是升华，成了新道德、新风尚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们受到深深的感染和启示。
短文的语言朴实，洗练，富有意蕴和情味。本文有几层意思，又几经曲折，然仅用八百多字便表达得十分清晰而有力，又寄寓着那么深切的感受和认识，读来不能不怦然动心，且叹赏久久。这样的语言有如岩层深处涌出的泉水，纯洁，晶莹，却又饱含着大地的沉思和激情，既与山石相婉转，又任心志而奔腾，使得游人留连忘返而又深思遐想，感到心旷神怡且又回肠荡气，不由地增添了精神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