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所谓士君子，以节操为重，取巧躲避，却并不是儒家之道。东汉末年，党锢祸起，张俭亡命困迫，无论投向什么人家，只要知道是张俭，明知要惹大祸，大家甘于破家相容。范滂初系黄门北寺狱，同囚的很多生病;滂自请先受榜掠，三木囊头暴于阶下。滂遇赦归乡，又以张俭案株连，朝廷大诛党人，诏下急捕范滂等。督邮吴导抱诏书闭户伏床而泣，范滂听到这消息，知道督邮为的是他自己，便到县自首。县令郭揖解印绶，顾与范滂同走，语滂曰：“天下这么大，你怎么到这儿来?”范滂道：“我死了，大祸也就完了，怎么可以牵连到别人呢?”滂别母就狱。他的母亲安慰他道：“和李膺、杜密死在一起，岂不是很光荣的吗?”党案牵连到李膺，有人劝李膺出走。李膺道：“处事不怕难，有罪不逃刑，乃是臣下的本分。我今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往哪儿逃呢?”便就狱受毒刑而死。党案株连所及，各人的门生故吏及其父兄，都在禁锢之列。蜀郡景毅曾叫他的儿子从李膺为门徒;因为未有录牒，免于禁锢。景毅便自请免官，道：“因为敬仰李膺的为人，才着儿子去从他;难道漏列名籍，便自苟安了吗?”这种种地方，都可以想见当时士君子重节操，轻性命，不肯躲避取巧的情形。
祸患到来的时候，亲戚故旧远嫌避祸的，本来也很多。但就儒家的节气来说，远嫌避祸，也是不应该的。孔融性刚直，时常和曹操相冲突。友人脂习每劝融明哲保身，后来孔融被曹操所杀，陈尸许下，没人敢去收尸。脂习即往抚尸痛哭，被曹操所拘囚而不顾。又如张俭因党案逃至鲁国，欲投依孔褒，恰巧孔褒不在家，孔融年仅十六，擅自收容下来。后来事泄，褒、融二人均被收送狱。孔融挺身道：“我作主收容张俭的，请长官办我的罪!”孔褒道：“张俭是来找我的，和舍弟没有关系的，请办我的罪。”吏不能决，只好探问他们母亲的意见。孔母道：“我是家长，我负责任，请办我的罪!”一门争死，连郡县都不能决。我们看了这种舍身赴死的精神，千百年后还振发起来，无怪当时震荡一般人的心灵，大家都要砥砺节操了!
“哀莫大于心死”，假使人人偷巧躲避为得计，那末，中国读书人，都要个个都变成“汉奸”了!“礼义廉耻”之说方兴，我愿国人注重“耻”字，就该把“节操”比一切都看重些。
(1937年上海北新书局《文思》)
赏析这是一篇以家常话般的亲切语调写下的随笔。它没有冗长的议论、抽象的逻辑推理，仿佛是随手笔录，随意点染，在一件件史实的陈述中，逐步深入地揭示出严肃重大的主题。它像一则读书笔记，而意在激扬读者精神，甚于传播历史知识;它像一篇杂感，而紧扣题旨坦陈，决不纵横驰骋，浮想联翩。这篇随笔的艺术力量，在于它的朴实严谨的风格，在于历史事实本身的生动感人。
《节操》一文的题旨，是来自现实生活。此文的写作年代，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残酷的年代。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多少仁人志士赴汤蹈火，前仆后继;但也有少数人经不起威胁利诱，变节叛卖，投入敌人的怀抱。节操，这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存亡、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正如文章所说，“假使人人偷巧躲避为得计，那末，中国读书人，都要个个都变成‘汉奸’了。”作者选定这个题目，用意是很深的。
可是，作者当时身在国统区，政府禁令多如牛毛，进步文人没有言论自由，如果秉笔直书，一味贴近现实，必遭当局忌恨。因此他把眼光投向历史，赞扬民族传统美德，正面歌颂那些在政治逆流中风操特异的历史人物，力求起到以古励今的作用。而取材于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则不外几个原因：一、这段政治斗争规模巨大，双方对抗激烈，带有不可调和的性质，在历史上很著名。二、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亲自坐阵，对敢于揭露和推翻宦官集团的大肆严厉镇压，株连者广，受害者多。三、更重要的是，当时反宦官集团的斗争符合广大被压迫阶层的意愿和利益，士君子们大义凛然，壮怀激昂，充分表现了舍生忘死的英勇气概和不屈不挠的高尚节操。现实不会重复历史，但两者会有一些近似之处而互相辉映。从现实斗争需要出发，发掘史实精神，弘扬优秀传统，使读者受到历史的教育并引起对现实斗争的联想，正是本文的一大特点。
本文分两层意思：一层是大丈夫光明磊落，敢做敢当，为了道义和理想，临难不苟免;一层是与仁人志士有各种社会关系者，在关键时刻勇于挺身而出，临祸不避嫌。归结起来，是提倡在社会正义事业中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不管前途多么艰险，都能秉持和发扬节操，做疾风中的劲草。层次递进，中心突出，给人印象深刻。
全篇感情充沛，一气呵成，在洗练简约的文字中，自然流露出作者的鲜明倾向性。不冗赘，少夸饰，陈述事实清楚贴切，又句句饱含一种令人感奋的精神力量，下笔千钧，掷地作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文风和内容十分协调，表现出一种阳刚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