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看他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姗蒂柏(Xantippe)。她是有名的悍妇，常作河东狮吼。传说，苏氏未娶之前，已经闻悍妇之名，然而苏氏还是娶她。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驯马没有什么可学，娶个悍妇，于修心养性的功夫大有补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老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
林肯的老太婆，也是有名的，很泼辣，喜欢破口骂人。有一天一个送报的小孩子，十二三岁，不知道送报太迟，或有什么过失，遭到林肯太太百般恶骂，詈不绝口。小孩去向报馆老板哭诉，说她不该骂人过甚，以后他不肯到那家送报了。这是一个小城，于是老板向林肯提起这小事。
林肯说：“算了吧!我能忍她十多年。这小孩子偶然挨骂两顿，算什么?”这是林肯的解嘲。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肯以后成为总统，据他小城的律师同事赫恩顿(Herndon)的传记，可以归功于这位太太。赫恩顿书中说，林肯怪可怜的，星期六半夜，大家由酒吧要回家时，独林肯一人不大愿意回家。所以林肯那副出人头地，简练机警，应对如流的口才，全是在酒吧中学来的。又苏格拉底也是家里不得安静看书，因此成一习惯，天天到市场去，站在街上谈空说理。因此乃开“游行派的哲学家”(PeripateticSchool)的风气。他们讲学，不在书院，就在街头逢人问难驳诘。这一派哲学家的养成，也应归功于苏婆。
关于这类的故事很多，尤其关于临终时的雅谑。这种修炼功夫，常人学不来的。苏格拉底之死，由柏拉图写来是最动人的故事。市政府说他巧辩惑众，贻误青年子弟，赐他服毒自尽。那夜他慷慨服毒，门人忍痛陪着，苏氏却从容阐发真理。最后他的名言是：“想起来，我欠某人一只雄鸡未还。”叫他门人送去，不可忘记。这是他断气以前最后的一句话。金圣叹判死刑，狱中发出的信，也是这一派。“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大有火腿滋味”(大约如此)。历史上从容就义的人很多，不必列举。
西班牙有一传说。一个守礼甚谨的伯爵将死，一位朋友去看他。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刺刺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对来客说：“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他翻身朝壁，就此善终。
我尝读耶稣最后一夜对他门徒的长谈，觉得这段动人的议论，尤胜过苏氏临终之言。而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言：“上帝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为，出于不知。”这是耶稣的伟大，出于人情所不能及。这与他一贯的作风相同：“施之者比受之者有福。”可惜我们常人能知不能行，常做不到。
(1990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林语堂文选》)
赏析解嘲，有个方向问题，是朝着退缩的方向解嘲呢，还是朝着进取的方向呢?这是与能否解嘲一样，于人生至关重要的。
阿Q也是解嘲大师，挨了打说声儿子打老子，便转败为胜了。退缩得堂皇，那份得意也辉煌，然而却只是个可怜虫。苏格拉底与林肯，一个是伟大的“哲学王”，一个是伟大的总统，他们对“蠢悍泼”的态度，显然不是俗人所云的“怕老婆”，而是进取性解嘲的楷模了。他们本别有一副“小宇宙”，身边的、世俗的难堪对他们构不成实质性的伤害，任何磨砺对他们都是“修心养性”的好机会。
被中国的男人视为最难承受的，一是受老婆的气，二便是死。倘能解此二嘲，人生或许就能大改观了。奇而不怪的是本文仅举了一个中国人的例子，那就是金圣叹。鲁迅认为，金圣叹的那个解嘲法“是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只是油滑而已。鲁迅与林语堂的幽默观不同。鲁迅严肃，容不得油滑，也不赞成用玩笑的态度对待人生，至少是不赞成像西班牙伯爵那样守礼到最后一分钟的，那样做，简直是被“嘲”给“解”了。林语堂则显得宽容。抛开金圣叹不论，林语堂主张人在寂寞或危难之时，以解嘲化紧张为轻松，变退缩为进取，于人生还是有益处的。
解嘲，是智者的事业，不是智者，不能解其中三昧。没有超越力，便不能换个角度体味“当下”的处境，更无从转化了。苏格拉底若不能超越死亡，是不会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来思考“欠鸡未还”一事的，这比徒言蔑视、空状从容更有表现力。解嘲，尤需襟怀与度量，即使敌人，在他失败之后，也不妨以宽恕待之。说实话，解嘲对于人类的意义正在于此。它能养育宽松的民主土壤，改善人文环境，有助于好人从“以恶抗恶”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这便接近耶稣的那广大的心地了。文章以耶稣之言收束，是可以理解的，林语堂不愧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
解嘲，能给你一份从容、一种轻松，而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能够解嘲，便成了自己提高自己的人生质量的一种重要技能。但如果不是进取性的超越，解嘲就会变成自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