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住久了，每要害起村庄的相思病来。我喜欢到村庄去，不单是贪玩那不染尘垢的山水，并且爱和村里底人攀谈。我常想着到村里听庄稼人说两句愚拙的话语，胜过在都邑里领受那些智者底高谈大论。
这日，我们又跑到村里拜访耕田的隆哥。他是这小村底长者，自己耕着几亩地，还艺一所菜园。他底生活倒是可以羡慕的。他知道我们不愿意在他矮陋的茅屋里，就让我们到篱外底瓜棚底下坐坐。
横空的长虹从前山底凹处吐出来，七色的影印在清潭的水面。我们正凝神看着，蓦然听得隆哥好像对着别人说：“冲那边走罢，这里有人。”
“我也是人，为何这里就走不得?”我们转过脸来，那人已站在我们跟前。那人一见我们，应行的礼，他也懂得。我们问过他底姓名，请他坐。隆哥看见这样，也就不做声了。
我们看他不像平常人，但他有什么毛病，我们也无从说起。他对我们说：“自从我回来，村里底人不晓得当我做个什么?我想我并没有坏意思，我也不打人，也不叫人吃亏，也不占人便宜，怎么他们就这般地欺负我——连路也不许我走?”
和我同来的朋友问隆哥说：“他底职业是什么?”隆哥还没作声，他便说：“我有事做，我是有职业的人。”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折子来，对我底朋友说：“我是做买卖的。我做了许久了，这本折子里所记的帐不晓得是人该我的，还是我该人的，我也记不清楚，请你给我看看。”他把折子递给我底朋友，我们一同看，原来是同治年间的废折!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隆哥也笑了。
隆哥怕他招笑话，想法子把他轰走。我们问起他底来历，隆哥说他从小在天津做买卖，许久没有消息，前几天刚回来的。我们才知道他是村里新回来的一个狂人。
隆哥说：“怎么一个好好的人到城市里就变成一个疯子回来?我听见人家说城里有什么疯人院，是造就这种疯子的。你们住在城里，可知道有没有这回事?”
我回答说：“笑话!疯人院是人疯了才到里边去;并不是把好好的人送到那里教疯了放出来的。”
“既然如此，为何他不到疯人院里住，反跑回来到处骚扰?”
“那我可不知道了。”我回答时，我底朋友同时对他说：“我们也是疯人，为何不到疯人院里住?”
隆哥很诧异地问：“什么?”
我底朋友对我说：“我这话，你说对不对?认真说起来，我们何尝不狂?要是方才那人才不狂呢。我们心里想什么，口又不敢说，手也不敢动，只会装出一副脸孔;倒不如他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分诚实，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若想起我们那些受拘束而显出来的动作，比起他那真诚的自由行动，岂不是我们倒成了狂人?这样看来，我们才疯，他并不疯。”
隆哥不耐烦地说：“今天我们都发狂了，说那个干什么?我们谈别的吧。”
瓜棚底下闲谈，不觉把印在水面的长虹惊跑了。隆哥底儿子赶着一对白鹅向潭边来。我底精神又贯注在那纯净的家禽身上。鹅见着水也就发狂了。它们互叫了两声，便拍着翅膀趋入水里，把静明的镜面踏破。
(1922年《小说月报》第13卷第8号《空山灵雨》)
赏析“瓜棚闲谈”本是一件趣而雅的事。两三知心，坐在瓜棚下，迎着清风，闻着瓜香，看着碧野，听着虫鸣，聊聊闲天，谈谈“山海经”，确是乡下人所独享的清福。作家将这样的“怡然自得”的生活写出来，可使读者分享其中的轻松愉快。《乡曲的狂言》写的是“瓜棚闲话”，文章的开头和结尾也点到了乡曲之美，然而它“闲”而不闲，谈的却是人生的感慨，是关于“疯子”。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以“奇谈”取胜。隆哥说城里的“疯人院，是造就这种疯子的”。对“疯人院”作如此理解，就够新奇的了。但“我底朋友”却说：“我们才疯”，而那个真疯子，“他并不疯”。这更是出人意外的“奇谈”了。然而，那“朋友”却讲出了一番“疯”与不“疯”的道理。他那些话却也不好以“怪论”视之。因为从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来说，那“疯子”的确应算得“诚实”和“正常”。而我们一般正常人，却顾虑重重，想说不敢说，想做不敢做，心里想的和说的、做的是两码事，倒不诚实不正常起来，这不是“疯”了吗?
当然，问题不在疯不疯的本身，而在借此所发的感慨。人，本应是诚实、言行如一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使人失掉了诚实和坦率，一个个成了被扭曲了性格的人。这就是作者所感慨的事。这种感慨，作者不是通过小说和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随笔这种特殊的形式，于无意中以“闲笔”出之，这就增加了文章的新鲜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