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唯一的孩子因肾功能衰竭夭折已三年多。他25岁的青春刚闪光就熄灭了，宛如一个油气已罄的打火机发出的火星。他死后，除留给我这个孤老一片无边的凄清之外，还有十几本日记——他懂事以后，在我的“身教”下，也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我实在没有勇气去翻阅他的日记，因恐触发我渐已麻木的悲酸。但前些时梅雨刚过，春光转暖，清晒杂物时信手翻阅了他1981年亦即他18岁时那本日记，他那时病情较稳定，眼看国家拨乱反正，百废俱兴，他的同龄人升学的升学，就业的就业，整个生活在沸腾，而他以病弱之身只能在家吃闲饭，颇有一种“斯人独憔悴”的颓唐，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语多苦涩。但忽然在一页日记起始，露出欢欣的闪光了：
“呵，我还是能工作的!我还是有用的!爸爸已经在学校里为我谋到一个收发的岗位，明天就可以上班了，我真高兴，我一定好好干!我要证明自己没有白活!”
他何尝知道这是我这个做爸爸的“愚弄”了他呢!他那份“工作”，其实是我在无奈中和几位好心人共同筹划的把戏，是为了鼓励他活下去的巧妙安排——使他有病的身心有所寄托，有所藉慰，征得关云锦校长的同意，安排他在武师分院收发室帮忙，名义上是个“工作人员”了，而他那份工资，全部是由我的工资扣出转帐拨付给他的。此事是“保密”的，除财务科经办人知情以外，秘而不宣，垦儿自己自然蒙在鼓里，直到1988年他死时，我仍不忍对他说破。
然而，他“上班”后十分高兴，精神面貌为之一振，十分欣幸于自己“有岗位了”，不再是“待业青年”了。为了报答，也为了确证自己不是废人，积极有加，原先大捆的图书是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到收发室提取的，他到任后的新猷之一是自己扛到图书馆去，以至图书馆的人连对我这个做老子的人也一并表扬了：“你儿子真热情负责!”我感慰之余，也曾示意他不要劳累伤身，但他说了：“既然做事，就该做好，我不能扫您做爸爸的面子嘛!”我只好以苦笑表示我的无言哀怜。后来心地善良的曾莉会计师于心不忍，向我提出：由她出面向校部建议，孩子也该同工同酬，应按合同工给他支付一份工资，不再由我的工资扣转，这才不违情理。但我坚决谢绝了这份好意，我认为让他“假码工作”，不过是配合他药物治疗的一种心理处方而已，不该让学校增加开支的。
当时学校逢年过节，教职员工照例有一份“福利肉蛋”之类的，垦儿是编外的编外人员，当然不能沾光，我怕此事露馅后伤他的心，只好到集贸市场采购同量的一份，哄他说你那一份已发到系里我领回来了，他吃得分外甘馨，认为毕竟通过自己的劳动挣来一份福利享受了。还劝我多吃。听到他这些话，我的筷子就变得格外沉重，但还是笑嘻嘻地夸他有出息。
就这样，他十分卖力地“干”了两年，带着“报国有门”的纯真。直至后来病发又住了院。
他死了，他毕竟带着“我曾经工作过”的微未满足而辞世的。在他短促而又多难的一生中，也算迸发过一次青春的闪光，懵懂的，然而真诚。
(1991年4月23日《武汉晚报》)
赏析这是一篇发自深心的悼亡文。也可以说是一篇如泣如诉的祭文——一位老年的父亲在祭奠他短命的儿子，一位明达的老教师在祭奠一个逝去的时代。
然而，人们从此随笔中读到的不是悲酸，而是旷达与自豪，读到一老一少两代人如何招架苦难，又如何体恤时艰的。
作者所凭吊的亡儿，从其亡故时的年龄推算，就知道他降生于60年代，又从作者的教师身份推想，这个书香门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其“斯文”肯定曾用来“扫地”，这个已逝青年肯定会随其父亲的华盖运有过辛酸的童年，病弱的身体就是那个时代的一宗遗产，这一点，文章虽然没有明说，但尽在不言中。
但这个青年生前是有教养的，在其父的熏陶下不间断地写日记就是一证。“参加工作”后，居然有他的“新猷”：主动把原该待领的大捆图书每天送到图书馆。这就是他对社会的一片反哺之情。虽然懵懂，然而真诚。这一细节既震撼过知他爱他的父亲，写出后也感动着惋他惜他的读者。这个被疾病折磨得“宛如一个油气已罄的打火机”的青年，虽无力燃烧了，然而仍艰辛地发出星星的闪光，欲以证明他的青春不甘虚掷。这是对生命的歌颂，对青春的敬礼!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道德废墟亟须重建的当年，更显得可贵。
这篇随笔以真实而又真切的笔触，抒发着一位老教师对独子的舐犊之情，为祖国的分忧之诚。为了抚慰病儿报国的渴望，又考虑到学校不能招收一个病弱者从业的现实，无奈而又善良地与校方合谋设计出一种自费兼义务的就业方式，让儿子蒙在鼓里忘我地服务，而领的是父亲暗拨的“工资”。而在造成“上班”的既成事实，这个小收发的工作已赢得上下交赞之后，这位做教师的父亲仍谢绝同事帮助其子“转正”的可能，这是多么辛酸而又多么高尚的长者之风和赤子之心!
老年丧子，向来被认为人生三大不幸之一，这篇文章没有仅仅沉缅于对这种不幸的倾吐，而写出了一个老教师对传统道德的皈依，对社会道义的遒循，因而不但是感人的，而且是悟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