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游击队，开会欢迎一个从河北逃来投诚的伪警官。
这位归向祖国的好男儿，在大会上谈起他反正的经过，深足以发人猛省，兹略记如下：
“……我因为年轻时候入了警官学校，就只会当警察。‘七七’事变后，因为不会做别的事，再加上自己没有志气，就又在鬼子手下混起饭来。在这几年中，哪一天也自愧对不起中国，可是哪一天也得给鬼子做事，实在痛心得很!有时实在痛苦的时候，喝一喝酒，看一会闲书，来麻醉自己一下。
“有一次奇怪得很，我看《红楼梦》看到第三十六回，看出这样一段故事：有位少年叫贾蔷，爱上个女戏子叫龄官。一天，贾蔷为讨龄官的欢心，给她买来个叫做‘玉顶金头’的鸟儿，也会做戏。那知龄官看了却伤心道：‘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又弄个雀儿来，也偏会干这个。你分明弄了它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
“读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今年春天，鬼子把我们和许多警犬混在一起照了像，登在他的《时事画报》上，题名为《平市的警察和警犬》，这不是明明白白把我们和狗算成一类吗?仔细想来，我们确实和狗干的是同样的事，怨不得鬼子要这样打趣我们。从这以后，我一天也不能再忍了，所以就跑了出来。”
(1941年8月20日《中国人》周刊)
赏析用短小的形式，表现意味深长的内容，是小品文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赵树理这篇《警察和警犬》，只有六百多字，却表现了发人深思的重要内容，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小品佳作。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战争时期，有一些中国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警犬”和“帮凶”。怎样启发、教育这些走上歧途的人幡然猛省，脱离敌人，回到抗日救国的道路上来呢?这在当时，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大问题。赵树理这篇小品文，“从大处着眼”，“从小处落笔”，选取了一个新颖、机巧的角度，深刻揭示了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充当奴才和帮凶的可耻复可悲的命运，为这类人物的迷途知返，打了一针清醒剂。
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看罢<红楼梦>翻然思故国》。看《红楼梦》，与教育、挽救伪军反正，这两件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相去十万八千里。然而，作者静观万物，摄取机微，从两件不相干的事物中找到了一个“契合点”。《红楼梦》中的少爷贾蔷，买鸟做戏，欲讨女戏子龄官的欢心。结果，弄巧成拙，反而使龄官从中悟到了自己被玩弄的可怜命运。作者把这件事与充当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警察，被主子利用和捉弄的处境联系起来，通过两种人类似境遇的相互映衬，把个别中国人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充当奴才和帮凶的可耻而可怜的悲剧下场，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既具体可感，又催人猛醒。
寓理于事，是这篇小品显著的特点。文章只是摘引了一个投诚伪警官，在欢迎会上谈反正经过的两个片断，情节十分简单。作者没有直接表示爱憎态度，也没有一句议论性的语言。人情物理，全在笔墨从容的叙事之中。机巧的联想，迸发着智慧的光芒，朴素的叙事语言，包藏着警策深邃的内涵。以上种种，构成了这篇浑金璞玉般的短文小品的鲜明风格，使作品焕发出耐人寻味的艺术感召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