禇公于章安令，迁为太尉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塘亭住。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①，当送客过浙江。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人物?”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重客，权移之。”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脩刺诣公②，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
(《世说新语》)
注释①吴兴——在浙江省北部，三国吴为吴兴郡治。②脩刺——递名帖。
赏析这则故事，以较强的戏剧性反映了等级社会中以貌取人的势利嘴脸，同时也表现了一位比较超脱、看破世事者的名士风度。
这则故事的戏剧性由误会产生：褚公是一位“名已显”而“位尚微”的人物，夜投钱塘亭住宿，适值吴兴县今沈充前来，亭吏便把褚公赶到牛棚。不久，沈得知牛棚中之“伧父”乃堂堂名士褚季野，便慌忙脩刺，为馔，且鞭亭吏以谢罪。
在一个以权势为轴心的等级社会中，人的本身价值得不到同类的尊重，亭吏见褚衣着寒酸便目为“伧父”，为讨好县令，便把他从亭中赶到牛棚;而一旦得知其名位便立即刮目相待，视若上宾。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就在这种“天经地义”的陈腐观念中循环往复，这也正是其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这一带有戏剧性的故事本身并无多少新意，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写出了一个不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为意的高人形象——褚季野：亭吏把他赶到牛棚，他安之若素，县令向他赔情谢罪，他也不动声色。即使在酒席宴前，他仍“言色无异，状如不觉”。那么，他何以要举手自报家门呢?那并非要自我炫耀，他是想看看人们嘴脸的变化，瞧瞧人生舞台上的一出小戏借以开心。褚季野早就看透了这个重名不重实、重权不重人、重假不重真的社会的本质，他的戏剧性变化的遭遇是一种社会常态，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必然，因此任尔变幻，我自不动声色，更不动心动情。褚季野确实是比较超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