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上时政书》
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①，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②，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以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③，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④，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祸灾，而悔无所及。虽或仅得身免，而宗庙固已毁辱⑤，而妻子固以困穷，天下之民，固以膏血涂草野⑥，而生者不能自脱于困饿劫束之患矣⑦。夫为人子孙⑧，使其宗庙毁辱，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⑨，此岂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晋、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⑩，自以为其祸灾可以不至于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
盖乎天下至大器也(11)，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12)，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13)，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14)，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
伏惟皇帝陛下(15)，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然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而以晋、梁、唐三帝为戒之时。以臣所见，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16)，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此臣所以窃为陛下计而不能无慨然者也。
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17)，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晋、梁、唐三帝者，不知虑此，故灾稔祸变(18)，生于一时，则虽欲复询考讲求以自救，而已无所及矣! 以古准今(19)，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臣恐亦有无所及之悔矣。然则以至诚询考而众建贤才，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 《书》 曰： “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20)。”臣愿陛下以终身之狼疾为忧(21)，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
臣既蒙陛下采擢(22)，使备从官(23)，朝廷治乱安危，臣实预其荣辱(24)，此臣所以不敢避进越之罪(25)，而忘尽规之义(26)。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则天下幸甚!
【鉴赏】 这篇《上时政书》作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前此两年，王安石写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该文分析了国家内外交困的原因，系统地提出变法主张，洋洋万余言，理正辞详，逻辑严密，很有气势和力度。然而由于仁宗皇帝本就懦弱无为，加之享国日久，年届老暮而更加昏聩，这封充满革新思想的万言书便被搁置，没有引起多大反响。面对如此境遇，王安石改革之志不移。在被任命为“知制诰”不久，便不避冒犯皇帝之罪，呈递了这封奏章，直言不讳地规谏仁宗，再次提出改革主张，体现出以天下为重而不以个人得失为意的高尚品格和爱国精神。
这是一篇议论“时政”的奏章，但作者并不泥于具体时事的论说评析，而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人手，紧紧抓住影响时政的关键人物——“人主” 的态度展开论述，指出因循守旧必然招致国家危亡，进而提出改革主张，并突出强调实行改革的迫切性。文章由古及今，自远而近，逐层推进，明理达意，显示出缜密的构思和巨大的逻辑力量。
这篇奏章由五个段落层次组成。第一段起首，高屋建瓴，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现象： “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接着以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唐玄宗李隆基三君主为例加以论证，从而得出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真诚为天下忧虑计必然导致失政祸国的结论。第二段紧承前面的结论，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明确提出 “大明法度”、“众建贤才” 的政治主张，并反复强调实施这一主张的重要性。
以上两段均属论古，意在为直言进谏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第三段开始，笔锋一转，由古而今，切入正题，议论时政。作者首先揭示出 “官乱”、“民贫”、风气腐败、财力困乏、国势岌岌可危的现实，进而直言不讳地指出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皇帝陛下” 高高在上，无考查贤才、讲求法度之意，从而激起皇帝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经过这一段的铺垫，文章便顺势而下，告诫仁宗必须立即变法革新，以免重蹈晋、梁、唐三王朝由兴盛走向衰亡的覆辙。最后一段则表白心迹，说明呈送这份奏章的原因。全文五个部分，环环相扣、逐层深入、首尾照应，结构十分严谨，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这篇文章用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议论古人古事，看似离题过远，其实正显示出作者匠心。首先，在此之前王安石已多次向仁宗皇帝直接提出改革建议，均未引起重视，鉴此，只好转换角度，用前代君王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来高鸣警钟，促其深省。其次，作者呈递这封奏章时，赵祯已当了三十八年皇帝，“享国日久”、“因循苟且”，与历史上三君主颇有共同之处，而这几个皇帝皆有过“英才之主”的美誉，以之为例，既富有说服力，又不致触忤“圣颜”。第三，从行文需要看，借古人古事揭示国家兴衰治乱之理，可为后文议论时事提供有力的论据，增强说服力。由此，可见作者立意构思、造例论事思虑之细密。
注重礼规，以情感人，是这篇文章的又一突出特点。上书皇帝，臣下之礼切不可失，否则不仅达不到劝谏目的，还会招致祸患。尽管作者在痛陈时事、直言谏上时感情是异常沉重急切的，然而还是很好地把住了分寸。文章前半部分只言古而不论今; 论今之始，先以崇敬语气赞颂皇帝的德、才、仁爱; 文尾感激皇帝的“采擢”信任，都体现了为臣之道，合于礼规，实为奏议文章应有的笔法。在行文上，作者十分注意一个“情”字。除结尾两段富有这一特点外，其它部分也不乏动情之笔。如第一段分析了 “三帝”之失后出一反诘： “此岂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语势凌厉，激切中颇有责难之意，但经“然而”和一个“者、也”句式一转，便放缓语调，透出无限感慨。第三段直陈时事，并明显地对仁宗有所批评，而末尾用 “此臣所以窃为陛下计而不能无慨然者也”作结，显出一片忠君之诚。此外，文章中恰当地选用了排比、对偶、蝉联、反复等修辞手法，既增强了说理的力度，也使行文更加生动而富于情感。
总之，这篇《上时政书》称得上是一篇立意深刻、针对性强、行文有法、说理透辟、简洁洗练、文气流畅的优秀议论文。其中揭示阐明的治国之理，直至今日也是富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