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近代散文作品·清代·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简析
袁枚著。见《小仓山房文集》。沈大宗伯即沈德潜，沈曾任礼部尚书，旧称为大宗伯。在这封信中，袁枚以“性灵说”与沈德潜的“格调说”展开了一番辩论。沈德潜认为诗“必关系人伦日用”，与封建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并强调古人格律，以唐以上诗为断限，贱今厚古。袁枚以性灵论诗，他认为人的个性不同，性情各异，因此在诗歌题材上，除了抒写有关“人伦日用”的思想道德外，其他抒写个人性情的题材也不可废。在古与今、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袁枚认为格调说，足以压抑人的性灵。但他并不一概废弃格调，而反对一味拟古，定于旧框的格调。“格律莫备于古，学者宗师，自有渊源”，诗歌的艺术形式有其继承关系，然而“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必同于古人，亦不必贵古贱今。“诗有工拙”之分，而不应有古今的区别。如果袭古人之貌，拘古人之迹，就会湮没个性，成为“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的鹦鹉。他提倡一个“变”字，所谓“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人学唐变唐”，只有在继承中有所创新，“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也”。“心”，即诗人的个性。袁枚在信中提倡诗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与创新的见解，具有辩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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