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诗有以快手着称的,即所谓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者。清朝被称为随园先生的袁枚,年轻时候叔父命为诗,立即下笔千言,大为人赏叹,好象写诗可以不甚经意似的。
但一般人的印象却是: 作诗苦。诗人呢,“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 ,似乎都是苦吟诗人似的。
王安石的 “春风又绿江南岸” 句,“绿” 字从“到” 改为 “过”,一直改了十几个字,才吟“安” 了名噪一时的一
个“绿”字。白居易的诗似极平易,但有人从他草稿中发现,涂改甚多,有的改得终篇不留一字,正如他自己说的:
“旧句时时改”。
因为苦吟,所以不少诗人互相嘲笑“作诗瘦” 。李白《戏赠杜甫》就说: “借问别来(一作因何)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但是《识余》的作者却说,他与人“论今作诗者,名曰长肉诗”,因为“未尝苦心,不至瘦损也”。因此他打油说: “莫饮断肠酒,须吟长肉诗”。
李滨声 画
大约,那些格律不讲,平仄不调,并无新意,随手出之的,也许就可以名之曰“长肉诗”吧。
不过,味同嚼蜡的“长肉诗”读得太多了,读诗的人就长不了肉了。
(1980年6月29日《北京晚报》)
赏析 杂文者何?一曰:投枪匕首。
二曰:银针解剖刀。
三曰:微微苦口的良药。
四曰:文学兵种中的轻骑和尖兵。
五曰:玫瑰和蔷薇。
没有刺的蔷薇是没有的,没有棱角成不了好杂文。曾伯融的《长肉诗》就是讽刺当今诗坛糟糕风气的带刺蔷薇。
讽刺昔日诗坛的“新潮”,鲁迅写过《扁》。他说: “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天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这是从内容上加以嘲讽的,如果炒鲁迅的陈饭,此文岂不成了“长肉杂文”?伯融不是这样,而另辟蹊径,从诗人和读者的角度加以嘲讽,显得另有一番新意。
写作品,由于才禀不同,有迟速之分,文学史上曾经流传过许多轶闻趣事,诸如“马工枚速”,“七步成诗”,“十年一赋”、“武后夺袍改赐”……等等,乃古今文坛习以为常的反差现象。伯融引用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安石、袁枚的例子,只花了二百二十多字,提出了人所共知的“作诗快”和“作诗苦”的问题。如果文章到此为止,那是老调重弹,杂文八股,蹩脚的知识小品还不如。但是,伯融懂得“文忌腐,转则新;文忌平,转则峭;文忌窘,转则宽”,这篇作品妙就妙在下文。
此文第一妙处,由此进一步提出“作诗瘦”和“长肉诗”,即写诗的快慢并不决定诗的好坏的新鲜思想。针对当前诗坛现象,区分了两种诗人、两种态度、两种表现。一种是认真、执着、精益求精、千锤百炼; 一种是草率、浮浅、粗制滥造,无病呻吟。“作诗瘦” 和“长肉诗”的逆向形象,生动、幽默、褒贬自明。
好诗难写,诗歌有诗歌的内在规律,不是分行押韵的都是诗。诗有别才,诗人有诗人必备的素质,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诗人。当前有的以新潮自命的不是诗人的诗人,挂着未来派、意象派、先锋派的招牌,不顾生活,不费脑子,不讲韵律,不去推敲,语言不通,文理不通,疙里疙瘩,灰色情调,迷惘徬徨,爱呀死呀,内容陈旧,不就是“长肉诗” 吗?
写诗在今天是一种社会劳动,社会行为,“长肉诗”嘲讽的那种诗是很蹩脚的诗,或者根本不是诗。
此文的第二妙处,以“豹尾”作结。伯融写道: “味同嚼蜡的‘长肉诗’ 读得太多了,读诗的人就长不了肉了”。“长肉诗”之害,使读者诗歌欣赏细胞急剧减少,阴损别人的健康。写“长肉诗”的诗人的悲哀,还自我感觉良好。
宋人姜夔说过,一篇全在尾句,如截奔马,词意俱全; 如临水送将归,意尽词不尽。一篇杂文不可能“句句是妙语”,只须一处点睛之笔,全文就搞活了。
这是白居易“卒章显其志”的笔法。
中国人写文章讲“气势”。比如射箭,如果前面是盘弓蓄势,结尾就是飞矢离弦。这种气势基于知识的积累,判断的深沉,艺术的功力。
没有幽默就没有杂文。轻松的、愉快的、令人发笑的幽默力量,使读者乐于接受作者的观点,领会到长肉诗的可笑与难堪。
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这篇杂文全文连标点才四百一十五字,但是写得峰回路转,妙趣横生。杂文的特点就是短,杂文的杀伤力在于短,写杂文难也在于短。此文在《曾伯融杂文集》中是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明珠。
话说回来,当今报刊编辑部按字数开稿酬,诗歌越短,稿酬越少,专以诗歌为饭碗的诗人,写的诗虽然不是“长肉诗”,但诗人自己却 “瘦骨嶙峋” 了。诗歌,两难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