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是很为人称道的。建安是汉献帝年号,《三国演义》上的故事,大都发生在这个时代。当时,黄河流域成了血腥屠场,董卓、王允、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刘焉,后来还有曹操、孙权、刘备等等,连年混战,互相征伐,直闹得“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即便是袁绍、袁术的军队,都是靠桑椹、蚌蛤来果腹;草野细民,那更是人命倒悬、呜呼惨哉了!
奇怪的是,这时的文学却颇繁荣。“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就中除了“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外,还有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建安七子”;此外如蔡琰、祢衡、杨修、繁钦等等,真是群星灿烂,满目生辉。难怪唐代大诗人李白要咏唱“蓬莱文章建安骨”了。
腐败到极点的政治,完全崩溃了的经济,何以能产生出优秀的文学呢? 显然,这是艺术生产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之一。目前学者们正在探讨其规律 尚无定论。但 我却以为: 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提倡,是建安文学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曹操这人确很残暴,但他 “用人唯才” ,对文士颇为宽容。他从南匈奴赎回女诗人蔡琰的故事,郭老写成剧本《蔡文姬》,今已尽人皆知。若不是他在邺都招纳了大批文士,让文士们诗文酬酢,那就很难把创作繁荣起来。曹丕是继曹操为魏王的。曹植也是贵公子,他们同邺下文人的交往,比乃父还多。父子三人不贱视文人,不摆官架子,甚至与文人在生活上打成一片。例如诗人王粲去世后,曹丕率众文士去送葬。他对大家说: 王粲在生前爱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了一片驴叫之声。揆此一端,你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爱惜文士了。
我读书不多,不知史书上是否还有类似的例子。但我却情不自禁地将今比古,联想到了今天。多年以来,我见过不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党政干部。其中一些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很不融洽,板起面孔,不苟言笑,居高临下,动辄训人,仿佛他们凛遵“政治标准第一” 原则,总以为政治高于文化,因而自己高于文人。这样一来,他领导下的知识分子很难心情舒畅,也很难把工作开展起来了。
我知道,拿曹丕与这些同志对比,有点不太妥贴。但我总在想: 难道封建统治者能做到的事,我们的同志竟不能做到吗? 要知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我们今天是有比周公伟大得不知几万倍的周总理为表率的。周总理亲访程砚秋,周总理欢宴梅兰芳,周总理勉励蔡希陶,周总理求教李四光……这一类故事还少吗? 所以,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每回忆及周总理,无不感到无比亲切,甘愿归心了。
但愿大家都以周总理为表率。退一万步说,也该拿曹丕来照照镜子。自然,我的意思只是:党政干部应当和知识分子直接来往,交交朋友,契阔无间,相互促进,可不是要求人们真象曹丕那样学驴叫。
(1980年第6期《鸭绿江》)
赏析 《三国演义》上的故事早已为世人所熟悉。作者巧妙地通过曹丕学驴叫的典故,生发出知识分子——这个现实社会中非常敏感重要的问题,发人深思、可堪回味。
建安文学以其光辉灿烂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这和曹氏父子有很大关系。他们不仅自己献身于文学创作,给后人留下大量着作,而且唯才是举,重用、理解、支持文人,与文人交友。作者选取当时作为魏王的曹丕为追悼诗人王粲在墓前学驴叫这个细节,于细微处见精神,写出了曹氏父子爱惜文士的作风以及与文人间的真诚友谊。作者并由此借题发挥,生发联想,将古比今,发出了对现实社会中知识分子问题的议论。我国虽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却没能坚持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社会风尚。远不必说,1957年“反右”,把多少直言敢诤的优秀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文化大摧残,严重地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虽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但封建传统的积习,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作怪。他们总是对知识分子抱着偏见和误解,动不动就居高临下,板起面孔进行训斥。这怎么能让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地干好工作呢?作者在文中以古讽今、以古诲今,喊出了知识分子寻求理解、信任和支持的呼声,也提出了领导干部要以曹丕为镜,以周总理为榜样,与知识分子“交交朋友、契阔无间、互相促进”的迫切要求。本文选点巧妙,生发自然入理;道古说今,寓理于情,情理相济,有很强的时代气息。
本文结构上也很独特。它先是对建安年代诸侯混战、民生凋敝的悲惨景象着意进行铺叙,在此背景下转而点出文学独自繁荣兴旺的现象,对比强烈,引人深思。进而很自然地在说明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时,推出曹丕学驴叫这个“点”。从点出发进行生发联想达到针砭时弊,以古诲今的目的。通篇文章收放自如,跌宕有致,婉而多姿。生动形象的议论当中,渗透着逻辑思维的力量,达到了外向表达与题旨内涵的完美统一。
